中国社会科学网讯 　2024年6月1日，山西大学哲学学院“任之讲堂”2024年第2期（总第48期）特别邀请清华大学哲学系黄裕生教授作题为“亚里士多德的‘幸福观’——理性的理论活动如何高于其实践活动”的学术报告，山西大学哲学学院江怡教授主持，原海成副教授为点评嘉宾。

　　讲座开始，黄裕生首先指出，亚里士多德与康德的核心思想不同，后者是实践理性高于理论理性，而前者的核心思想在理性的理论活动高于实践活动。亚里士多德把政治学看作是关于最高的善的科学，作为政治学一部分的伦理学也是以最高的善作为目的和研究对象。如何理解最高的善，这是被称为“美德伦理学”的西方伦理学首先讨论的问题。黄裕生指出，只要确立了目的论原则，善的问题就自然成为伦理学的一阶问题。在目的论视野下，最高的善必定就是最后的目的，或者也可以倒过来说，真正最后的目的必定就是最高的善。因为如果最高的善竟还以它自身之外的其他东西为目的，而不以它自身为最后目的，那么它一定就不是最高之善；同样，如果最后的目的仍有比它自己更高更完满的善，它自身还不是最高最完满的善，那么它就一定不是最后的目的。因此，如果有最高之善，就必是最后目的；同样，如果有最后目的，就必是最高之善。黄裕生认为，这正是亚里士多德思考的逻辑背景。

　　黄裕生指出，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如果我们的生活是真实的生活，那么我们就得承认我们生活在一个有终极目的的目的链里。这意味着在我们的真实生活中一定有最高的善。由于我们追求幸福是为了幸福本身，因而，幸福最有资格是目的本身而成最高之善。由此，如何理解最高的善的问题，就转换成了如何理解“幸福”的问题。不过，作为自身被追求，只是幸福能够成为最高的善的一个必要条件；另一个必要条件是自足性。这两个规定使幸福一方面是众善的目的，另一方面它却超越了众善而不同于任何种类的善。

　　在亚里士多德那里，作为最高目的，幸福被视为灵魂合乎德性的活动。唯有这种灵魂的德性活动能持续不断地“贯穿于整个一生”。因为合乎德性的活动或行为本身是美的和善的，所以，行此德性的人必能享受到此美此善，持续的有德生活必是持续充满享受而快乐。此外，亚里士多德还通过区分行德者与爱德者，论证了行德者不仅是爱德者，而且是最爱德者。但是，在黄裕生看来，这里的预设是有问题的。人们在生活中行德（美德）有四种可能情况：出于被迫、习惯、某种其他目的，以及自觉自愿地行德。只有第四种才会出现行德者爱德。实际上，不仅行德者不一定就爱德，爱德者也未必行德。通过分析，黄裕生认为，德性行为之所以能成为一个人的幸福，在于德性行为本身与快乐联系在一起，而这不仅因为德性行为对于行德者来说是善的和美的，而且在他的价值排序中就是至善与至美。

　　黄裕生接着分析了亚里士多德对两种快乐的区分：一类是不值得欲求的快乐，一类是值得欲求的快乐。前者之所以不值得欲求，是因为它不是善本身，后者则是因为它就是善本身，所以这种快乐本身就是值得欲求的。由于快乐总是与活动联系在一起，所以要分析快乐就需要分析活动，而各种活动又与我们的官能相关，所以，需要通过区分官能来区分活动。亚里士多德通过把人的官能区分为感性官能与非感性官能，进而把人的所有活动区分为感性活动与非感性活动。幸福作为一种灵魂合乎德性的活动，是非感性活动，即灵魂的活动。因此，作为幸福之要件的快乐必是出于灵魂合乎德性的活动，而终究则是与思辨的灵魂（精神）活动相关。

　　为了阐明这一点，黄裕生进一步分析了亚里士多德对人的德性的划分：身体的德性和灵魂的德性。灵魂的德性问题涉及灵魂本身。灵魂有非理性部分和理性部分，而非理性能力又有两个部分，即与理性毫不相干的植物性能力和通常作为追求能力的感性欲求能力。因此，灵魂的德性也划分为二类：一类是理智德性，另一类是伦理德性，但它们只与灵魂中的理性部分以及欲求力相关。在黄裕生看来，亚里士多德这里的特别之处在于，一方面把作为灵魂非理性部分的欲求力等同于感性欲求能力，另一方面认为它能够且需要接受理性的进入与管制，并把这种进入了欲求力或者被欲求力所“分有”的理性视为“另一种理性”，而正是这种“另一种理性”构成了人类成就伦理美德（德性）的基础。这意味着，对于人的灵魂而言，它因有“两种理性”或说因拥有理性的两种存在方式而拥有两种德性（美德）。幸福就是过拥有理智德性与伦理德性的生活。

　　接下来，黄裕生阐述了亚里士多德关于这两种德性关系的思想。在他看来，在亚里士多德这里，理智德性高于伦理德性，“理论理性”高于“实践理性”。因为伦理德性是通过习惯产生的，而理智德性则是通过学习产生的。显然，伦理德行只能从好习惯中产生，而好习惯是有伦理德性的人在生活和行为中形成的。但造就伦理德性的行为是以有关德性的知识为前提的，这就需要学习，而学习就是通过概念把握事物的理论活动。通过这种理论活动，我们的理性在不断摆脱感性的过程中最终达到纯粹的“理论静观”或“思辨观察”，从而既把握事物的本质本身，也拥有最高的理智德性。由于把握了包括伦理德性本身在内的事物的本质，才能把握伦理德性的“中道”也即各种德性行为的“恰切点”或“恰当姿态”，从而才能行出真正有伦理德性的行为，过有德性的生活，因此，理智德性高于伦理德性，理性的理论活动高于其伦理活动。

　　据此，黄裕生进一步分析认为，如果幸福就是灵魂合乎德性的活动，那么，最完满的幸福就是理智（“纯粹理性”）合乎其德性的活动，也就是它的“理论活动”或“静观活动”。换句话说，我们是在“理论活动”中，也即纯粹的概念活动中达到了幸福本身。理性的本质或理性的最高形态就是能进行理论活动的理智。黄裕生认为，这种传统的理性观，由亚里士多德首次表达，直到康德才有了新的突破。

　　在评议环节中，原海成首先梳理了幸福与快乐和德性的关系，灵魂与德行的关系，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的关系。随后，他提出以下问题：面对“无视角的客观知识”作为亚里士多德美德伦理学的根本困境，应当用哪些思想资源去解决这一难题？如何理解康德哲学中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的关系？是否要突出康德的实践理性以避免理论理性可能带来的问题？

　　黄裕生在回应中指出，整个古希腊哲学都是建立在“无视角的知识”基础之上：就他们寻求的知识是一种超感性和超身体的知识这个意义上而言，是无视角的。在认识活动中，身体带来的限制就是视角的限制，克服身体就是克服视角带来的限制，以超感性的理论洞见到事物本身被等同于是全方位的观看，从而看到事物本身。康德否定知识是无视角的，概念本身也包含了视角，因此，我们无法看（认识）到事物本身。所以，康德放弃了以那种能认识到事物自身的理论知识为道德奠定基础的思路，从而重构了伦理学。他进而认为，康德首先确立了底线伦理，在这个基础上，人们才谈得上去追求德性或美德，从而为美德伦理学奠定了基础。在康德那里，理性只有一个，理论理性是理性在认识领域的一种运用，当理性运用到我们的行动领域就是实践理性。理性的这种两种运用能力，也可以说是理性的两个层次：理论能力与更高的行动能力。

　　讲座最后，江怡指出，黄裕生的工作是从康德的视角出发对亚里士多德整个哲学重估，这个工作非常有价值。因为我们通常是会站在后人的视角去反观之前所出现过的各种哲学或者理论，试图从中找寻今天理论的来源。同时，他认为，黄裕生是把亚里士多德伦理学建构在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根基之上，但亚里士多德对德性的追问远不及康德，因为亚里士多德只是满足了对幸福的终极目的的追问。

　　来自全国各高校的师生5000余人次在线上参加了讲座，讲座持续了两个多小时，在热烈的讨论中圆满结束。

　　（山西大学哲学学院 李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