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费孝通先生的书籍和文章，可以说是汗牛充栋，但要通过文字展现一个真实而独特的费孝通并不容易。方李莉研究员所著《费孝通之问：人类社会如何走向“美美与共”——费孝通学术思想传》（以下简称《费孝通之问》），在类似著作的基础上又推进了一步。费先生给我们留下了非常丰富的学术材料，在写作时可以很方便地梳理、归类、排列，甚至“移植”其著作内容，但最关键的是如何提炼和总结他的思想。作者在这本书中把费先生的学术人生分为两个阶段：早年学术研究可以总结为探索中国现代化之路，用“志在富民”来概括；晚年则把野蛮和文明、物质和精神、中国和世界全部打通，可以用“文化自觉”来概括。对于第一个阶段的研究，已有不少学者做过梳理和论证，对于第二个阶段学术思想的梳理和提炼，则是该书所作的突出贡献，即侧重描写费先生如何站在中国看世界，如何打通文野之别和东西之别，扩拓社会学边界。书中还探讨了费先生关于“应是鸿蒙借君手”的学术与命运关系的表述，但作者在“鸿蒙”之手的问题上也只是转述，未能作出清晰的提炼。

　　对费先生晚年的许多思想，我们这些弟子虽只能转述，达不到透彻理解后的理论提炼，但仍然能感觉到什么是“鸿蒙”。这是一种学术和人生都达到一定境界后才能体悟的思想认知。该书还提及费先生如何支持西部人文课题的开展和指导艺术人类学会的成立与成长。这些故事和经历包含着费先生晚年“文化自觉”思想的生长延伸，也包含作者本人的学术成长历程。虽然拜入师门较晚，但她有机会在先生晚年与之进行深入的学术探讨；本来专攻艺术人类学研究，惴惴不安跨入社会学之门，在学术机缘上碰到费先生晚年的思想总结时期，由此跟费先生碰撞出思想火花。

　　作者碰到的这个契机，正是费先生一直思考和试图回答的“时代之问”，所以书名用《费孝通之问》也属恰如其分。“费孝通之问”到底要问什么？那就是人类向何处去，如何更好地生存和发展。早在1990年80岁生日时，费先生就提出四句话：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面对新世纪的到来，全世界的“超级大脑”都在思考人类该何去何从。福山的“历史终结论”、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约瑟夫·奈的“文化软实力”，等等，表达的都是西方式的冲突斗争哲学，而费先生表达的是东方式的和而不同、求同存异思想。展望21世纪的纷繁世界，这四句哲言看似是费先生对自己人生的一种感悟，实则体现了更高的站位——希望这个世界越来越美好，因此他在晚年提出了“美好社会”的构想。

　　如果走出学术研究，将这个问题放在国际国内的发展大局上看，“费孝通之问”确实是一个“时代之问”。随着改革开放实现由“站起来”向“富起来”的飞跃，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不断发生变化，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陆续提出，针对的就是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三个文明”齐抓共建；2011年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首次正式讨论“文化大发展大繁荣”；2012年党的十八大后，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成为中国人民的共同心愿和目标；2013年他又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共建“一带一路”成为重要途径。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并在多个场合引用费先生的四句哲言，生动展现我国的基本方略和发展理念。2022年，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了新时代新征程中国共产党的使命任务，强调要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在2023年的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作为中国式现代化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并要求推进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这意味着世界上不存在定于一尊的现代化模式，我们在实践中走出了一条中国式现代化之路，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实现了对社会主义文明形态的创新性发展。这是何等壮阔伟大的历史使命，相应的机遇、风险与挑战可想而知，由此深刻凸显了“费孝通之问”的意义所在。《费孝通之问》中的这个“问”结束了吗？理论和实践都远远没有完成。费先生开辟了一代思想之先河，为我们提出了“文化自觉”这样一个时代命题。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就是要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那么，对于这种文明新形态怎么创造、用什么创造的问题，我们并不能自说自话，而是必须依托自己独特的思想体系和文化底蕴来创造，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动实践来证明。在这个意义上，“费孝通之问”是摆在我们每一个人面前的历史任务。费先生生前经常说到，他主要是给我们破题开路，“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其实，每代人都有自己的使命，我们需要继续沿着“费孝通之问”，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不断推进理论创新与实践创造。

　　（作者系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党校（行政学院）特聘教授、内蒙古师范大学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