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末特别是20世纪中期以来，历史、统计和理论三种分析技术的应用较之前更加广泛，乃至融汇、发育成独立学科，具体分析方法也日新月异。回溯经济思想史可以发现，经济学方法论的争论多是关涉“经济科学”一般性与实践性层面的理论分析和历史分析，统计分析通常被视为二者的附属。然而，回溯经济分析发展史不难发现，与“理论”“历史”相比，统计分析在推进经济学规范化方面的表现同样亮眼。

　　从政府统计到“统计学” 

　　作为一种分析方法，至少在17世纪中期前“统计”是较为沉寂的。但从实践角度看，“统计”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早已存在。公元前16世纪至公元前12世纪，古埃及已进行了人口、家产登记。古希腊、古罗马则根据社会调查得到的财产和收入情况分配公民的政治权利和义务。古代中国在夏禹时期就有了各地土地、物产等的记载。《周礼》详细记录了周代户籍、地籍、赋役等制度。商代殷墟卜辞、西周铭文中也有一些反映社会发展概况的数据。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中西方地区的统计记载主要来自行政机关做出的政府统计，其目的多是实现相对具体的政治事务。

　　17世纪后期，一些知识分子通过收集社会统计数据分析经济现象。1662年，约翰·格朗特整理了伦敦地区17世纪初的死亡人员报表，揭示了人口数量在统计上的变化。1672年，威廉·配第基于英国、法国、荷兰的部分社会数据撰写并出版了《政治算术》，以此揭示英国面临的历史局势。1695年，查尔斯·戴维南特在《论战争的供给方式》中介绍了英格兰和威尔士的住宅估值。在查尔斯·戴维南特的影响下，1696年格雷戈里·金通过《英格兰自然及政治状况的观察和结论》揭示了英格兰有关家庭的收入和支出情况。在这些著作中，最有影响的当数威廉·配第的《政治算术》，以至于后来人们将配第、格朗特、戴维南特等视为一个经济学流派——“政治算术”派。

　　几乎在英国的“政治算术”派兴起的同时，海尔曼·康伦讲授的“国势学”在西欧大陆颇具影响。1748年，高特弗瑞德·阿亨华尔将17世纪中期康伦通过研究既有资料描述国家发展状况的“国势学”称为“统计学”。有意思的是，该“统计学”名不符实，它既不关心社会现象之间的因果关联，也轻视数字化表达。随着18世纪中期“政治算术”在欧洲大陆的传播，“统计学”在德意志地区日趋式微。“政治算术”虽然在欧洲大陆欣欣向荣，但在其母国则陷入颓势。尽管褒贬不一，但不容置疑的是，“政治算术”和“统计学”昭示着统计分析即将为经济思想发展带来重大变革。

　　统计分析与经济思想系统化发展 

　　早在数千年前，世界各地的文明孕育出了与它们的社会结构、文化传统和自然资源紧密相连的独特经济思想。这些思想虽具有地域特色，但大多还停留在经验总结和哲学思考的层面，缺乏系统性和规范性。随着时间的推移，尤其是近二三百年，经济思想经历了一个从零散到系统化、从非正式到规范化的转变。在这一过程中，经济学逐渐从“道德哲学”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社会科学。

　　对于不同的经济思想史研究者来说，具体到什么人、事可以称为经济学系统化发展的标志，看法不一：有的主张重商主义；有的认为是重农学派；还有的认为是古典经济学发展史上的某些人；等等。其中，将威廉·配第视为古典经济学发展史上的重要标志性人物值得关注。当然，也不乏有将威廉·配第当作重商主义者。刨除这些歧见不论，威廉·配第在经济学上的贡献受到很多关注，其一是因为他的思想主张，其二是缘于他的经济分析方法，特别是他在《政治算术》中呈现的分析方法。《政治算术》中使用的数据并非完全是真实的，但其依然不失为统计分析的滥觞。马克思评价威廉·配第“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统计学的创始人”。

　　在欧美经济学说史上，倡导理论分析和主张历史分析的学者之间围绕分析方法产生了德奥方法论之争，这一争论并不局限于分析方法。今天接受过“现代经济学”训练的人可能会把历史分析视为历史学的分析方法，事实上并非如此。这里的历史分析主要是“理论化的历史分析”，而不是通常认为的史料化的历史分析。当今社会流行的经济学是理论分析和历史分析二者融合过的经济学，不过它们的角色是不对等的。除此之外，理论分析与历史分析主张者的分歧与争论如此引人注目，以至于它们被认为极大推进了包括经济学在内的社会科学的发展。

　　19世纪末20世纪以来，很多经济学者对经济学方法论之争进行过评述、总结和综合。在《经济分析史》中，约瑟夫·熊彼特将经济分析技术分为历史、统计和理论三类。这三类经济分析技术如今是经济学研究者耳熟能详的。事实上，即使是在熊彼特生活的时代——用其话说，这已经是“普通的常识”，能否采用历史、统计和理论等手段对经济现象规范分析也是“科学的经济学家和其他一切对经济课题进行思考、谈论与著述的人们的区别”。在熊彼特看来，历史、统计和理论三类经济分析技术的应用，使得缺乏“分析性”的经济思想实现了系统性、规范化发展。

　　对统计分析应有的认识 

　　“统计”分析一度被视为是一种历史分析方法，统计学或者在经济分析中采用统计数据在很长时期内并未获得理论经济学者的充分认可。直到20世纪前期，一些英美经济学家仍然对采用统计数据分析经济现象持保留意见。

　　但是，倘若把这个问题放到较长时期去分析，就会理解为什么直到20世纪30年代，一些经济学家仍然不认可采用统计数据分析经济现象。那就是，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尽管统计制度相对完善，但各个地区获取的社会经济数据有失规范，由此得到的规律性认识缺乏说服力。不可否认，通过收集、整理统计数据在20世纪30年代以前已经产生了一些重大理论建树，但当时主流经济学者认为，运用统计数据揭示的经济现象背后的经济规律，需要建立在尽可能贴近实际情况的数据基础上。正因如此，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指出，“净真实产量、一般物价水准等这类东西，最好放在历史的、统计的叙述里面，其目的在满足历史的、社会的好奇心。为此目的，则绝对精确既不普通，又不必需”。但他强调，“因果分析则需要绝对精确”。

　　20世纪中期之后，统计分析受到社会科学界越来越多的认可。统计分析有它的长处，也有其不足，数据会揭示真相，也能呈现假象。比如，运用不同数据进行比较，可能会发现不同数据缺乏可比性，需要进行一些处理。显然，这种处理不应仅仅着眼于数据方面的简单处理，可能还需要在对数据来源进行梳理、甄别的基础上进行。

　　统计分析是基于搜索、整理、分析、描述数据等手段，实现揭示研究对象本质、预测其未来的综合性分析技术。统计分析数据来源应多样且广泛，也需要充分理解数据背后的实际含义。它在方法上包括描述性统计、推断性统计、回归分析、方差分析等，避免对统计分析认识的单一化、片面化。

　　19世纪初，欧美国家相继设置专门的统计机构开展规范的“官方统计”，人们开始运用相对可靠的社会调查数据进行统计分析，19世纪前的社会调查则被斥为“原始统计”。中国历史上的统计数据也在部分西方学者的质疑之列。梁方仲等的成果表明，中国历史上并非没有统计数据，甚至在某些时期，官方对统计数据的收集和整理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丰富的统计历史资源值得审视。20世纪以来，随着田野调查的进展和历史文献的深入挖掘，大量民间账簿被发现并逐渐得到重视。这些账簿记录了当时中国社会的经济活动，为研究历史上的经济现象提供了珍贵资料。开展相关探讨不仅可以从统计发展史视角解读中国经济思想史的演进，也有助于利用统计数据进行经济分析。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近代国民经济核算思想的生成、转型与当代价值研究”（24BJL009）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