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移动互联技术的高速发展，人际互动由传统的“面对面交流”向数字技术中介下的“信息交互”转型。社交的数字化革命也改变了爱情生活的基本形式。通婚圈从地方性的社会网络与群体性的选择框架中脱嵌出来，转变为两性自由邂逅与自主交往的爱情市场。该市场以自我调节的方式来组织婚恋关系，并逐渐将亲密体验纳入数字化的逻辑中。通过调研多个相亲社群，我们发现相亲平台构成了爱情市场的基础设施，透过分析平台的组织形式与情感文化来理解当代亲密关系的结构性特征。 

　　相亲平台的基础设施角色 

　　在日常语境下，基础设施是指支撑社会正常生产和居民正常生活的基底系统、集体设备和技术系统，包括高速公路、电网、通信网络等。但在我们看来，基础设施不仅是工程与技术的，还是社会与文化的。例如，数字时代人们进行情感社交和亲密实践的相亲平台，就构成了当代爱情市场的基础设施。平台正在成为婚配资源、渠道、场所、规范等诸多要素的连接者。 

　　通过调研我们发现，平台的基础设施角色体现在“资源、渠道、场所”三个方面。第一，透过“免费使用+付费服务”的商业模式，平台获取大量用户并集聚择偶信息与婚配资源。第二，透过灵活的程序接口，平台得以接入用户的个人数据流，依靠用户的社交行为与社交网络快速拓展匹配渠道。第三，透过交叠的媒介技术，平台得以重组时空坐标，让沟通在公开与私密、虚拟与现实之间灵活转换，从而使平台成为一种生成式的交往场所与流动式的交往空间。在平台的中介下，两性交往转变为爱情市场对婚配资源的系统配置，亲密关系不再是主体性的标志，甚至不是主体间浪漫行为的产物，而是平台组织与平台文化对亲密关系的系统重构。这一变化反映的不仅是数字技术对社交风格的影响，而且是爱情在组织运作模式与价值表现方式上的整体转向。 

　　相亲平台的组织结构 

　　尽管平台在基础设施功能上趋同，但在组织结构上存在异质性，可划分为“串联型”与“融合型”两个不同类型。在串联型平台中，管理者处在组织的中心，平台嫁接在管理者的多个社交媒体账户上，并依靠管理者的自媒体运营实现空间联动。择偶信息的传播延续“点对面”的集中式模式，信息由管理者汇集与分发。串联型平台对数字技术的可编程性要求较低，但这一特点也限制了平台的组织扩张能力与流量运营能力。 

　　在融合型平台中，平台嵌入在用户个人的数据流上，一旦用户使用平台，就会生成个性化的数据画像。平台通过叠加数据画像生成具有代表性的身份标签，通过身份标签的精细化管理来发放择偶信息，实现标准化信息的个性化推送。择偶信息的传播采用“点对点”的分布式模式，每个用户都是平台传播网络的一个节点，每个节点都构成通往平台功能界面的一个接口，每个用户的社交图谱都是平台潜在的传播渠道。信息的人际传播与平台的组织扩展一体两面，大大拓展了平台的获客渠道。 

　　上述对串联型和融合型的概括，主要是基于分析目的划分的理想类型，凸显了不同婚恋平台的组织结构特征。而在实践中，两种类型可能会相互混杂。我们的调研结果显示，许多婚恋平台最初都以串联形态存在，从第三方平台获取流量。但随着平台规模增大，部分平台会向融合形态转变，开发专属的微信小程序甚至行业应用程序来提升流量获取能力。这种组织结构上的灵活性与多样性赋予了平台“正式中介机构”与“日常社交媒介”的双重身份，加快了其渗入私人情感生活的速度，使平台相亲成为青年广为接受的一种择偶快捷方式。 

　　相亲平台的情感文化 

　　大大小小的婚恋平台构成了整体性的基础设施网络，支撑着爱情市场的正常运作。但平台的基础设施作用不仅停留在技术与组织层面，还反映在它所构建的观念与文化上。基于对多个平台的网络民族志观察，我们发现相亲平台正在营造一种“项目管理”的情感文化，即将恋爱转化为对浪漫社交活动进行整体策划与进度监测的系统工程，旨在通过标准化的筛选与匹配流程，实现理性选拔优质交往对象、建立高质量亲密关系的目标。 

　　在调查中我们发现，平台经常以“需求评估”“进度跟踪”等方法来类比恋爱过程，并推出了一系列操作化的技术与工具。例如，某平台推出近千元的在线脱单课程，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吸引了2000余名学员付费学习。该课程的主要内容就在于建立项目管理的思维方式，将恋爱分为“软件筛选、微信对接、线下约见、逐个考察、择优而取”五个环节进行流程监管，应用“漏斗式模型”“渠道进度表”“标准打分表”等工具精准把控认识异性的渠道、数量和质量，从而多快好省地建立亲密关系。 

　　这些价格不菲的平台商品不仅加强了情感话语与经济话语间的联系，还在实践层面建立了爱情理想与市场交易间的联系。在项目管理的情感文化下，用户化身为自我的营销者，透过平台的中介技术打造自身的市场价值，并在数字空间近乎无限的选择机会中寻求最佳的交易价格。项目管理建立在“自我呈现、价值评估、流量转化”三个机制上。 

　　首先，用户被要求不断向内自省，通过平台提供的指标来呈现所谓本质性的自我。例如，将自我拆解为基本资料、兴趣爱好、性格特点、家庭情况几个部分，再利用程式化的图文编排来展示积极正面的自我形象，从而在市场竞争中获得更大的曝光率。鉴于这些指标建立在有关“理想伴侣”的性别化想象上，迎合的是均质化的市场需求，那些精心挑选的辞藻反而模糊了任何一个自我的独特性，造成了千人一面的标准化效果。不难发现，这样的自我颇具后现代色彩，它是线上内容可编写性的产物。透过平台提供的视觉化媒介，人们可以对身体、言语、性格、着装等进行有意识的操纵，形成一组面向匿名观众的通用数字身份。 

　　其次，用户需要对这种本质性的自我进行价值评估，即比照可量化的群体标准来预估自我的市场竞争力。例如，平台会鼓励用户制定详细的标准清单，区分减分项、加分项与底线项，生成理想配偶的数字画像，再结合平台的统计数据测算自己的匹配成功率。自我标准化与自我本质化一样，都是平台为提升匹配效率进行的社会文化设置。但两者对亲密关系的框定存在着巨大的张力。前者以浪漫爱情为框架，把亲密关系理解为个体爱情想象与主观偏好的主体性表达，并透过平台的心理技术制造个人的反身性思考与独特的自我价值，许诺在无限容量的数字伴侣池中，匹配与之对应的价值认同与情感体验。后者以自由选择为框架，将亲密关系理解为个体经济理性与利益计量的结构性约束，并透过平台的匹配技术将自我的独特性兑换为各种通用的价值标准来促成个体间的交易。因此，平台中介下的亲密关系实践呈现为“自我赋魅与去魅”“情感交往与去情感性”并行的过程。 

　　最后，平台将互联网经济的“流量思维”应用于亲密关系管理中，鼓励用户以自我为“平台”，透过经营自我的数字身份及其流通渠道来吸引流量，扩大自己的市场规模，再对平台流量进行批量筛选和逐层转化。先透过交友平台到微信私聊的场景转换完成公共流量到私人流量的对接，再透过微信私聊将线上流量转化为线下流量。接着，透过多次约见完成从浅度流量到深度流量、从深度流量到交往对象的转化。每次约见都是为下一轮转化所做的精心考察，旨在通过逐层转化，加快“理想亲密关系”的形成效率。但颇为讽刺的是，随着“自我平台化”成为普遍的管理手段，平均的流量转化率则会不断降低，平台实际上降低了亲密关系的形成效率，再现了亲密关系的理性选择困境。 

　　（作者系厦门大学社会与人类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