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秦汉以来，中原地区主动与西域和北方草原地区接触，历史文献中记载的文明交互相对清晰，而对于更早时代区域间的互动却难寻踪迹。考古发现证实，在史前时代区域间即存在人群与文化交流，广泛分布在欧亚大陆的权杖头，便是这种互动的见证。

　　权杖头起源于距今万年前的两河流域，起初是一类石质的工具或兵器。它沿欧亚大陆东西分布，经过数千年的演变表现为各种形制。中国境内的权杖头早在百年前即有发现，随着考古材料不断丰富与研究的深入，此类器物在欧亚大陆东端的分布、流变以及在中国历史中扮演着何种文化交流角色值得深入探讨。

　　权杖头的时空分布

　　在考古学上，研究者往往通过追溯一类器物的起源、分布与流散，进而识别诸多物质遗存中的不同地域文化传统的标识物，来标记事实存在的器物流传背后的人群互动关系。

　　关于中国境内最早的权杖头出现在何地，李水城先生2021年出版的《耀武扬威：权杖源流考》是目前最为全面的著作。书中认为，发现在甘肃的彩陶质和大地湾遗址出现的汉白玉质权杖头是最早的。2022年，位于甘肃天水市仰韶文化早期的圪垯川遗址发现的一件玉权杖头，对权杖头最早出现在中国境内的时间有了进一步确证，而甘肃地区作为东西向文明交流的“中介”地位更加明确。同时也提醒我们重新审视和思考，距今6000年前后，中国西部与中亚地区的文明互动比我们想象的还要早，其文化因素传播与人群互动方式有待探究。

　　此外，权杖头经过中国北方地区东传至何地也说法不一。牛津大学的杰西卡·罗森教授在《中国古代的草原式兵器与一对一单兵作战的意义》（《早期中国研究》第4辑，2021年版）中，将权杖头在东北亚的分布划定在朝鲜半岛北部。笔者曾在韩国国家博物馆见到展出的几件石质权杖头，表明在半岛南部地区也有分布。

　　以上的新见权杖头不但指明了此类器物时空分布的跨区域属性，也使权杖头暗含的背后人群、文化长距离交流问题凸显出来。

　　与半月形文化传播带的“暗合”

　　在我国，权杖头于空间上的分布似与某种文化生态因素存在耦合关系。针对这一现象，童恩正先生最早在《试论我国从东北至西南的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文物与考古论集》，1987年版）中，提出了“半月形”弧带假说，认为在我国东北到西南存在一条绵延达万里的半月形地带，从新石器时代后期到青铜时代，活跃在这个地带的众多民族留下了若干共同的物质文化。这条半月形文化传播带勾勒出“最初的中国”，这一条带的东部即延伸至朝鲜半岛。

　　罗森教授在此基础上，将西北草原和东南中原两个气候、文化、经济截然相反的地理单元中间的区域称之为“中国弧”（China’s arc）。这一弧形“边界”深刻影响着中国历史的进程与文明走向。

　　陈胜前先生在《从四大板块看史前中国文明的演进与互动》中，立足于文化生态理论，将史前中国从区域上分为东南板块、西北板块、生态交错带板块、海陆交错板块，认为西北板块与东南板块的互动并不是直接发生，而是通过生态交错带板块实现的。巧合的是，权杖头的分布即与西北板块高度重合，并未深入以农耕经济为主的东南板块中去。借此可以推断，权杖头的使用情境与文化内涵和游牧文化区更为贴合。

　　生态交错带板块兼有游牧与农耕的文化属性，文化带的波动性伴随人群迁徙与文化交流使得文化边界来回移动，生态环境、生存模式、器物传统等文化系统内部的高度关联性，暗指其背后赖以生存的游牧经济与农耕经济的差异。以器物为代表的文化边界成为经济文化文明复合体的区分标签，而“阻碍”这种文化传播的因素与生存方式互为因果，近乎螺旋式的“矛盾”成为文明交互的演进动力。

　　文明互动与技术选择

　　随着学术界逐渐超越现代地理边界来思考古代文明间的互动，文化交流就不仅仅是几件器物的时空换位，而是概念体系等社会整体认知的输入。考古发现中权杖头的分布规律就是这种文明交互的体现。

　　在明确了权杖头在中国北方区域的分布特点后，随之而来的问题就是普遍流行在欧亚大陆的实用器型为何在我国中原地区却很少发现？而同样由西亚地带传入的小麦、马匹、冶金术等技术却被直接接受，并加以再造创新。罗森教授注意到，权杖头与有銎石斧、青铜短剑或匕首的时空分布高度重合，进而认为，与权杖头一并出现的有銎石斧，以及武器使用背后的作战方式并未被采纳可能才是主因。如果说小麦和冶金术所代表的生产力方面，中原地区易于接受，那么以权杖头所代表的军事技术与单兵作战模式就并不适合中原地区。权杖头与单兵作战突出个人战绩，在欧亚大陆北部地带持续流行；中原核心农业文明区得益于定居带来的巨量人口优势，进而采取步兵集群作战模式。这两种由不同的经济模式形成的军事传统形成了强烈反差。

　　西亚和中国虽然都是最早的农业起源地，但西亚的农业系统与中国相比并不具有延续性，中国万年以来的稳定农业支撑着文明的延续与累积，而农业又是一切文明要素整合再造的基础。权杖头分布的地理南界即游牧与农业经济的缓冲地带。如以陈胜前先生的板块说来看，夹在两个农耕文明区域的广阔中间地带是为游牧业起源地。游牧文化的优势是快速的移动性，在传播广度层面可迅速覆盖全区域，但在文化传播的深度层面，已实现稳固定居的农耕文明在社会生产力、人口规模、社会组织形态层面都要优于游牧经济，因此权杖头等文化要素的传播也就基本停滞在交错地带。

　　通过考古材料我们看到，一方面是以使用权杖头、短剑等武器意味着主要以单兵一对一式的作战方式，更适合在欧亚大陆北方草原地带使用和传播；另一方面是中原地区主要以步兵方阵等人数较多的集群式作战模式，更适合在平原地带展开。这些不同的武器组合所对应的不同作战需要截然不同。这或许正是权杖头无法深入中国内陆而一直“徘徊”在森林—草原过渡地带这一特殊文化生态区域的原因。

　　在当前的文明交流与文明互鉴研究中，我们将目光逐渐投向广大的欧亚草原地带，自西向东分布在中国境内的生态交错地带史前文化也逐渐清晰。权杖头的研究以一种独特的物质文化传播视角，勾勒出史前时期本就存在的跨地域远程文化交流。而以中原视角出发，中原腹地的“欧亚草原”因素也长期存在，文明间的互动共同形成了中华文明。通过欧亚草原“异域”通道而来的文明要素在中原文明的大环境下兼收并蓄，同样在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构成中有所体现并被最终内化。

　　以史前权杖头为观察对象，从时间深度和空间广度的大视野出发，着眼于中国历史研究的外延，旨在打开我们的认识“边界”，从区域文明互动的视角来思考中华文明的形成过程，及其在欧亚大陆早期文明史中的意义。

　　（作者系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