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受共建国家在经济、文化、政治等领域发展水平差异以及与我国在政治格局中建构的不同层次伙伴关系影响，高等教育国际合作存在发展基础差距大、学科建设不深入、产教转化效能低等问题，导致我国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之间的高等教育合作主要停留在文化交流与浅层教育管理互动层面，未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学科交叉和优势互补，既影响了共建国家高等教育资源的优化配置，也影响了共建国家合作主体积极性的发挥。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在全球范围的深入发展，教育数字化转型已成为共识。如果在高等教育国际合作中缺乏科技支撑，必然会严重阻碍高等教育国际合作的高质量发展进程。教育数字化转型主要通过智能精准育人、创新开放办学、高效协同管理、安全规范保障等机制促进高等教育发展，并为数字化赋能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高等教育国际合作的高质量发展奠定逻辑基础。

　　数字化赋能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高等教育国际合作的高质量发展，是推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走向新高度、新阶段的重要支撑力，不仅能为我国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开辟新领域新赛道、创新新模式提供时代性、世界性的技术引领，更能在世界范围内的国际化、信息化进程中促进高等教育国际合作资源的创新性配置与合作主体的积极性激发。数字化赋能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高等教育国际合作的高质量发展有其独特的内涵，具体是指在“一带一路”背景下，以数字化技术为基础驱动高等教育国际合作产生新的增长点和推动力，为共建国家发展数字经济、挖掘经济增长新动能发挥高等教育的社会服务功能和高素质创新型人才的溢出效应。

　　数字化赋能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高等教育国际合作的高质量发展具有主体性更强、效率性更高、持续性更久的特征。主体性更强体现在数字化技术主要利用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新兴科技，通过对共建国家在高等教育国际合作中的参与规模、机构及组织等进行及时数据追踪、数智判断，使合作更契合主体国高等教育所植根的社会文化与经济发展基础，提高国际合作政策的针对性，提升国际合作制度的合理性，增进国际合作主体的积极性。效率性更高体现在数字化技术可通过数据集成技术、数据建模技术、元数据技术等对高等教育国际合作中的各项数据进行整合、架构、分配，对合作过程、环节、效果等进行实时监督、调控，突破既有合作痛点和难点，革新合作方式，优化合作过程，提升合作质量。持续性更久体现在数字化技术自身在迭代更新中将拥有对共建国家高等教育日益充足的产出计算能力和高质量数据库资源，通过可视化、机器学习、深度学习等技术深入、系统挖掘数据中蕴含的国际合作价值，既实现高等教育领域的数据增值，更解决各国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困境与难题，形成高等教育数字化国际合作共同体，转化合作育人方式，改革合作办学模式，创新合作体制机制等，最大限度、最大程度满足共建国家高等教育发展所需。

　　数字化赋能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高等教育国际合作的高质量发展，同样需遵循共建、共享、共商原则，以在合作理念中渗透数字化思维、在合作路径中运用数字化技术、在合作评价中推广数字化平台，助力共建国家之间的文化理解、民心相通，造福世界高等教育格局的多元化发展、国际关系的民主化建构等。

　　在共建维度上，需加强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在高等教育领域的数字技术基础设施建设，强化人力、物力、财力投入；着力解决共建国家在数字化技术相关的后台服务器稳定、网络基站覆盖性、软硬件适配性等方面可能存在的问题；积极鼓励共建国家加快推进高等教育教学资源库建设，重点支持共建国家加强高等教育领域的慕课建设、智慧教育平台搭建、在线智库共同体建构等。高等教育相关机构应在教育部领导下，进一步总结“慕课出海”行动实施以来的有益经验，在虚拟仿真、在线精品课、专业教学资源库等方面进一步推进国际化行动。

　　在共享维度上，应积极发挥数字化教育的融合与增效作用，鼓励共建国家基于本国经济领域的建设基础、现有业态与数字化领域的跨界性交流互通，实时、适时地兴建新兴数字化相关专业，逐步增加智能制造、数字贸易、智慧物流、智慧农业等专业在高等教育国际合作中的比例；要充分利用数字化技术对时空维度边界的突破性以及数字化学习资源的持久保存性和反复利用性特点，逐步提升高等教育国际合作领域在学科建设、专业结构调整、留学生互派等领域中的开放性；可以上海等城市的“教育数字化转型试点区”建设为基础，主动向共建国家高等教育系统开放元宇宙、数字孪生、AI等先进技术资源，开放虚拟仿真教学空间和数字化学习空间，为高等教育国际合作中的教师数字教育教研能力提升、留学生个性化与多元化学习提供优质数字化共享资源。

　　在共商维度上，既要面向高等教育国际合作环节的贯通与融合发展，更要加强合作全程的数字化治理，筑牢可信可控的数字安全屏障，直面数字化赋能高等教育国际合作的各项挑战；成立共建国家高等教育国际合作的数字化专家咨询、风险防范、技术伦理等委员会或智库共同体，形成定期工作制度，在高等教育领域的技术创新、资源建设、转化应用等方面开展深层研究，形成长期商榷机制；结合在国际政治格局中与我国的伙伴关系层次建构差异性的共商策略体系：对“竞争大于合作”的共建国家，要释放诚意信号，促使两国教育部门高层之间的有效对接，解决合作的基本前提——信任问题，可借助数字化教育平台增进高等教育合作中的开诚布公，提升信任关系；通过建立健全灵活、专业、规范的数字化高等教育法律法规，发挥高等教育合作的溢出效应，突破两国在经济、政治及其他领域的信任“缺口”，降低这类伙伴关系在高等教育国际合作中的不确定性。对“合作大于竞争”的共建国家，应在政治格局良好伙伴关系的引领与影响下，进一步在高等教育的学科布局优化、新型教育教学空间搭建、以学生成长为中心的全链路一体化人才培养体系建设等环节与要素中强化数字技术共享、鼓励数智智能驱动，共同探讨、研究、解决其中的可能性争议；在高等教育已有良好合作基础上，借助数字化技术简化学历、学位等的认证程序，丰富文化、语言、学科、专业等合作内容，搭建更高层次的合作平台，拓宽合作资源的交流渠道与优化路径，提供坚实可靠的综合化、智能化、便捷化保障，发展更加紧密稳固的高等教育合作关系。

　　（作者系西南大学教师教育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