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G时代是全媒体的时代，各种不同的媒介形态在新技术的推动下，在内容生产、传播渠道、运营模式等逐步整合。全媒体更加推动了“媒介化政治”，使这一概念从学者们的概念预测，正逐渐变为一种现实：媒介不仅在日益深刻地影响各国的国内政治，也在影响着国际政治，呈现出“媒介化国际政治”的新特点。媒介在政治中发挥着重要的沟通作用，理性的政治呈现对于国际政治的健康发展起着重要的促进作用，但当下5G时代，部分媒介的非理性表现，推动了全球权力失衡和系统风险升级。 

　　世界上两个最大的5G国家就是中国和美国。两个国家都在经历传播中的去中心化、去机构化、去中介化、去专业化的过程。以美国特朗普政府为例，特朗普上台后，白宫新闻发言人召开新闻发布会的次数持续减少，最终一年减少到只有两位数。与之相对的，是特朗普更加频繁的通过“推特”（twitter）与民众直接沟通。这背后所揭示出的，是媒体格局发生巨大变化。5G时代从“通过专业媒体做传播”逐渐转变为“通过社交媒体做传播”，国际传播大变革的时代已经到来了。 

　　部分中国企业在海外拓展时进行的问卷调查显示，中国在国际上给人一种“贡献大、形象差”的错误印象。在5G时代，要想改变这种错误印象，需要“国际关系”和“战略传播”（Strategic communications）两大学科的智力支持，尤其是战略传播已经成为我国政府和大企业全球发展的新标配。以我国大企业的国际传播为例，这一实践工作存在两个症结。症结一：有战略但没传播。只做战略，但是不做传播，存在项目大、资金大、传播少、沟通少的问题；症结二：有传播没战略。虽然开始从事传播工作，但是没有战略，“传播即是宣传”。许多企业坚持自己做相关工作，拒绝专业机构支持。由此，战略传播技术与方法的严重缺失掣肘了国际传播工作。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是加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重要任务。要深刻认识新形势下加强和改进国际传播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下大气力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为我国改革发展稳定营造有利外部舆论环境，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积极贡献。” 

　　当下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遇到的阻碍与挑战，集中体现在四个不“匹配”：中国贡献与中国形象不匹配，“贡献大、形象差”；中国国力与中国传播不匹配，中国实力趋强，反而传播受阻；中美民间与中美官方不匹配，两国官方趋冷，反而民间较热；世界需求与遏制中国不匹配，彼此需求越强，反而遏制越猛。而要解决这些挑战，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也会遇到两个问题：一是全球舆论系统不健康；二是美国舆论失责；美国媒体逐渐趋向少听多说、几乎不听、自说自话。而国际社会上一直存在的两大“惯性”：中国的“多做少说”和美国的“少听多说”，就让问题更加棘手，出现了舆论层面的全球权力失衡和系统风险升级。 

　　面对这些情况有以下三个方面建议：宏观大势、中观之道、微观之术。 

　　宏观大势是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的方法论，要求“因势而谋、应势而动、顺势而为”。2019年是中国的5G元年，学者们达成的共识是，中国是全球的新闻富矿，天生带流量，自动有关注，国际传播变得更重要，国际关系+战略传播开始在实践层面被广泛认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全媒体的特点是“全程媒体、全息媒体、全员媒体、全效媒体，信息无处不在、无所不及、无人不用”。在全媒体时代，5G是科技，也是舆论，是大国之间竞争的另外一个战场。5G全媒体时代国际舆论的特点：高速的舆情、百变的舆论，带来的是众声喧哗；海量信息、视频第一，带来的是众说纷纭；技术的5G，中国已领先；工业的5G，中国很自觉；舆论的5G，中国需加油。 

　　中观之道是要让中国成为一个智者善听、智者会说的大国。要在众声喧哗中，让我们的声音最响亮；在众说纷纭中，让我们的信息最可信。在面对突发事件时，我们要有一个共识，那就是传播的规则已经改变，我们不能“不做不说、瞒天过海”，不能“只做不说、行胜于言”，也不能“先做后说、后发制人”，而是要“边做边说、主动、创新”，甚至在需要的时候还得先说后做，要在暂时的质疑声中保持定力和自信。 

　　微观之术层面，5G国际传播有三个“不变”：内容为王：优质内容更加稀有而珍贵；体验至上：贴心体验更加必要且关键；创新第一：持续创新更加迫切并紧要。 

　　针对当前的国际传播，提出十个“再平衡”的建议：第一，共性和差异的平衡，为了共同而讲差异，不是为了差异而差异；第二，复杂和简单的平衡，复杂问题不能简单处理，更不能简单传播；第三，宏大和温情的平衡，国际传播要更关注大事件中小人物和小人物的大故事；第四，民间和官方的平衡，官方和民间都要有声音；第五，西方和西方以外世界的平衡，既要看到美西方，还要看到美西方以外的广大全球国家；第六，改进和完美的平衡；传播内容不必总追求完美，不断改进更有意义。特别在面对突发事件时要持续滚动发布，不能为了完美而错过发声时机；第七，批发和零售的平衡，既要有大规模的国际传播实践，也要针对不同国家做好“一国一策”；第八，新知和旧识的平衡，要在对外传播中不断应用新知识，把中国的新实践与世界旧的发展知识相结合，成为人类共同的理论；第九，对等和善意的平衡，面对别有用心的抹黑，既要有对等的反击，也不能忘记释放善意；第十，精英媒体和网络舆论的平衡，既要重视面向各国精英的专业媒体，也要做好各国网络舆论的工作。 

　　5G时代的国际传播，需要我们直面挑战。学术平台要进一步多元化，要建到前沿阵地、建到国际组织中去；形式创新要多样化，高校是创新的主体，但也要与走出去的企业建联合实验室；理论研究要前沿化，国际关系方面的理论要紧跟前沿，这样才能不落后于美国的国际关系理论发展；临床研究要国际化，美国的临床研究欢迎各国学者去观摩，这点值得学习。我们要不急功近利、不涸泽而渔；不闭门造车、不固守藩篱；不妄自菲薄、不趾高气昂；不惟某些指标、不惟某些数字；要坚持入“乡”随俗、求同存异；要守住“底线”、协同创新；日积月累、步步为营，最终就能水到渠成。

　　（作者系中国传媒大学国家公共关系与战略传播研究院院长、教授）  

　　（本文根据“习近平外交思想研究与中国国际问题‘三大体系’建设”专题研讨会学者发言整理，不代表本网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