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5月17日，中非教育合作研讨会在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举行，主题是“深化教育合作，增进民心相通，共筑高水平中非命运共同体”。中国驻非盟使团团长胡长春在会上介绍，2012年以来，中国已经为非洲建立了67所孔子学院和10个孔子学堂。以2019年3月非洲首家鲁班工坊落户吉布提为肇始，中国已经在非洲10个国家设立11所鲁班工坊，中非职业教育合作进入新阶段，中国越来越成为非洲青年人向往的留学目的地。当前这段时期是20世纪非洲国家在获得政治独立后，更加渴望通过自身努力实现经济上的真正独立和自主发展的关键时期，职业人才培养则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因素。

　　中方一贯重视中非职业教育合作在帮助非洲实现工业化和自主发展中的重要作用。2018年9月，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提出了中非“八大行动”倡议，中非职业教育合作为能力建设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论坛第七届部长级会议上中国做出了庄严承诺，强调要为非洲国家就地培养职业技术人才20万名，为非洲国家提供来华培训名额4万名。2023年，习近平主席在南非出席中非领导人对话会时提出了“中非人才培养合作计划”，中方承诺：计划每年为非洲培训500名职业院校校长和骨干师资，培养1万名“中文+职业技能”复合型人才，邀请两万名非洲国家政府官员和技术人才参加研修研讨活动。随着承诺履行并深入推进，中非职业教育合作飞速发展，中方职业教育标准逐步被非洲多国接纳，成为较多非洲国家构建本国职业教育体系的关键参照标准。

　　中非职业教育合作进入新阶段后，有效提升了非洲的人才素质和独立发展能力，在实施过程中总体效果良好，但是也出现了值得总结和反思的地方，我们归结为以下三点：

　　一是系统性保障措施有待进一步完善。相关主管部门对参与中非职业教育合作的院校缺乏系统性的制度安排，如资金支持、荣誉性奖励措施，对师资保障方面的安排等。建议在更高层面压实合作双方、多方的责任义务，明确保障各方权利，完善上位协调机制建设，给中方参与院校更多支持，进一步引导中国职业教育教学成果参与全球共享特别是在非洲共享的步伐。中非职业教育合作离不开国家和政府的扶持，无论是政府与政府对接的合作项目，还是企业投资、合作办学，都要以国家发展政策为导向，遵守国家法律法规。中非双方也应对符合国家发展战略的职业教育合作提供相应政策支持和保护。

　　二是合作内容可以进一步丰富。既有的合作多为“短平快”的技能性培训，已不能满足非洲各国对于中国技术与中国经验的渴求。非洲专业技术人才总体呈现数量少、集中度不高，且流失速度快等特点。因此，中非双方可在既有初级合作模式基础上，进一步延展至职业教育合作中的学历教育，以“职业教育进非洲”带动“学历教育进非洲”，打通就地培训与来华培训间的“梗阻现象”，鼓励推进来华培训、获得学历的非洲学子顺利返回非洲。

　　目前中非职业教育合作项目多数为短期培训项目，这些培训项目根据非洲的环境特征、技能现状和资源禀赋设计教学方案与内容，采用专家讲座、实践操作、实地考察相结合的方式，分享经验、传授实用技术、实现技术转移。中国在过去的几十年中，通过举办各类短期专业培训项目，为非洲培养了30多万名实用型人才，涵盖农业、林业、环境保护、公共管理、交通运输、医疗卫生等17个涉及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领域。例如，通过与科特迪瓦、突尼斯、几内亚、马里、布隆迪、埃塞俄比亚等10多个非洲国家共同开展各类培训项目，有关中国企业为这些国家培养各类专业技术人员3000多人。这些人又将学到的技术传授给其周边的人，让培训产生了“外溢效应”，带动当地人就业，使更多的人受益于来自中国的知识、技能与经验，对提高非洲国家就业和教育水平效果明显。在短期专业项目的初级合作模式基础上，可进一步添加学历教育板块，以“职业教育进非洲”带动“学历教育进非洲”，通过在非洲开设中国大学海外校区或分校等，打通就地培训与来华培训间的“梗阻现象”，促进中国的学历教育产业体系在非洲落地生根。中非教育体系的对接，学历证书的互认，可拓宽非洲青年的就业范围，为非洲青年提供更多就业渠道和培训机会，进一步推动非洲职业教育发展以及工业化进程。

　　但即使拥有种种职业教育合作项目，非洲的人才外流现象却始终是一大难题。人才的大量流失，削弱了非洲经济成长的动力，严重阻碍了非洲经济和社会发展。特别是非洲医务人员的外流尤其是在疫情期间令非洲的医疗卫生状况愈发捉襟见肘。非洲国家每年斥巨资培养的医生近50％移居发达国家，这一比例在津巴布韦甚至高达68％。肯尼亚每年毕业的600名医学专业学生中，30%—40%在实习期后会前往欧美国家工作。在肯尼亚，培养一名医生成本是4万美元，人才外流意味着高等教育投资得不偿失，这严重影响了肯尼亚医疗卫生体系的发展。目前，撒哈拉以南非洲80%的国家达不到每万人拥有2名医生的最低标准，非洲正面临着医务人员匮乏的严峻局面。非洲人才外流现象并不局限于医疗卫生领域，很多非洲的科研人员、大学教师、工程师、运动员等也都在持续向外流失。有统计显示，有10多个非洲国家的40%高素质劳动力长居国外，有近一半的非洲问题本土研究学者身处欧美。为了填补人才外流的空缺，非洲各国不得不高薪聘请外国专家，仅外国专家的聘用费就使非洲国家每年多耗资40多亿美元，占国际发展援助的35%。非洲花大量的金钱和精力培养人才，最后却饱受人才内外流动失衡的困扰，实在得不偿失。逐渐意识到人才留用重要性的非洲各国政府正在采取切实措施，在全社会营造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氛围，鼓励海外学子回国效力。一些非政府组织和猎头公司正在通过制定各种计划，尝试让海外非洲人才回流，取得了阶段性成果。如南非的“回家创业”计划在过去5年吸引了近36万南非海外高素质人才回国就业。而每一名技术型人才回到南非，又直接或间接地创造9个工作岗位，形成良性循环。驻非中资企业可与国内院校进行合作，搭建人才输送管道，提供有吸引力的岗位和薪酬，推进来华培训、获得学历的非洲学子返回非洲。这有助于促进人力资源流动，减轻非洲人力资源损耗。

　　三是中国企业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中资企业缺位中非教育合作虽然已有改观，但参与度不深、参与热情不够，存在缺乏全局观，站位不够高等问题。要明确中资涉非企业是中非职业教育合作的主要操盘手地位，促进“产”“学”跨国深度融合，提升中非职业教育合作的精准度、有效性。

　　中非职业教育最主要服务的是中资企业，最重要的任务是使企业能够在非洲本土招到能与岗位相匹配的工人，特别是在疫情时期，国人出境受阻的现状使得中资企业在非洲的用工荒愈加严重。非洲当地的高素质人才招募留用困难，加上数字经济时代的来临，华为、传音等企业从走向非洲转变为扎根非洲，其深耕非洲信息通讯等新兴领域，所形成的高技能人才缺口难以填补。因而需重视中资企业在非洲人力资源开发、技术技能人才培养和能力建设等方面所处于的关键地位，充分调动和发挥中资企业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政府需发挥在提供法律保障、财力支持、市场导向的规范性和主导性作用，在政策制度层面以法律形式确立中资企业参与中非职教合作的主体地位，明确企业参与合作的责任和权利边界，企业参与中非职业教育的资质认证机制、评价机制、退出机制、政策优惠及补偿机制等，在中非职业教育合作过程中按照“政府引导、行业协调、企业主建、院校主教”的原则共商共建，引导企业提高政治站位，发挥市场的作用，推动中非职业教育合作走向深入。

　　（作者单位：四川外国语大学世界法语区发展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