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必须贯彻新发展理念，以创新作为经济发展的第一动力，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充分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伴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数字科技企业以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为核心竞争力，能够通过数字产品制造、数字产品服务、数字经济应用、数字要素驱动和提升数字化效率等科技创新活动催生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以科技创新赋能传统，拓展内需、提升海外竞争能力，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新动能，是助力我国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领头雁、主力军。
一、数字科技企业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四轮驱动力”
第一，科技创新能力。一是数字科技企业的创新主体地位不断增强。以数字技术为核心竞争力的数字科技企业加速涌现，比如在人工智能领域，当前我国人工智能产业相关企业数量已超过4500家。2022年我国有5家企业位居世界范围内企业研发投入50强，其中华为、腾讯、阿里、台积电等4家企业均为ICT等数字科技领域。2023年我国整体研发强度为2.64%，百度、腾讯、阿里等头部数字科技企业的研发强度分别为21.8%、10.52%、5.7%，远高于全国整体水平，数字科技企业引领我国科技创新趋势愈发突出。二是数字科技企业聚焦创新前沿。科技创新具有不确定性强、周期长等特征，需要科技创新主体具有一定的容错纠偏和调转赛道的能力。例如基于Transformer架构的ChatGPT 4.0横空出世后，通用人工智能技术进入新一轮创新发展期，我国诸多数字科技企业及时调整人工智能技术路线并投入大模型技术研发中。截至2024年3月，我国共有117个大模型产品通过网信办备案，绝大多数出自企业界，并从初期的文生文大模型向多模态大模型、行业大模型演进，数字科技企业以前沿技术赋能实体经济能力越发显著。三是数字科技企业是数据基础设施的重要提供者。数字经济时代，需要围绕发挥数据要素效能以及推进数据价值化构建庞大且完善的数据基础设施，但通常传统企业尤其是量大面广的中小企业不具备相关数字技术能力，需要依靠数字科技企业的技术外溢效应。数字科技企业专注于研发前沿数字技术，致力于开发出更为高效、可靠、安全的软硬件产品与解决方案，为构建现代化技术基础设施提供坚实技术支撑。例如，云计算已成为承载各类应用的关键基础设施，其SaaS模式已成为中小企业上云的典型模式。2022年我国云计算市场规模达4550亿元，同比增长40.91%，远高于全球19%增速，其中阿里云、天翼云、移动云、华为云、腾讯云、联通云等运营商处于领先地位，预计2025年我国云计算整体市场规模将突破万亿元。
第二，赋能传统能力。凭借丰富场景优势、海量数据优势、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我国持续推动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数字科技企业正不断向传统产业输出新技术和数字化转型方案，数实融合成效持续提升。一直以来我国数字经济的二八比例结构较为稳定，产业数字化是构成数字经济的主体部分，2022年我国产业数字化规模为41万亿元，占数字经济比重为87.7%，其中三二一产数字经济渗透率分别为44.7%、24%、10.5%。例如，在农业领域，农业产业数字化将数字技术应用于农业生产各环节，推动生产数字化、流通现代化、销售高效化，实现农业产业链提质发展。2023年上半年，全国农产品网络零售额为2700亿元，同比增长13.1%，数字技术向农产品销售端赋能效果显著；在工业领域，数字科技企业作为技术供给端持续赋能新型工业化，工业机器人、工业软件等数字产品和服务能力不断提升，智能制造水平发展迅速。截至2023年底，我国已建成62家“灯塔工厂”，占全球“灯塔工厂”总数的40%，培育421家国家级智能制造示范工厂、万余家省级数字化车间和智能工厂，工业互联网覆盖全部41个工业大类；在金融等服务业领域，数字技术与金融业务在融合过程中，一方面金融科技等新技术推动金融机构数字化转型，当前各大国有银行、股份制银行和实力较强的城商行也陆续成立金融科技子公司，服务于提升银行数字效率。另一方面催生出数字支付、数字征信等金融新业态，拓展传统金融业务边界。
第三，拓展内需能力。从渠道端看，数字科技企业开拓线上消费模式，在平台组织模式下极大降低信息搜集和供需匹配成本，刺激内需潜力。2011年至2022年期间，我国电子商务交易总额由2.45万亿迅猛增长至22.57万亿，年均增长率高达122.37%。同时，各类电商平台通过“双十一”等窗口刺激消费，2023年“双十一”期间商品交易总额高达1.14万亿元，其中头部数字科技企业是带动电子商务交易、扩展消费流量的主要推动力，2023年天猫、京东、抖音、淘宝、拼多多的“双十一”交易额占比分别为35.4%、21.6%、9.6%、8.6%、6.7%，5家企业总和占比超过80%。从需求端看，一方面，数字科技企业积累了庞大的消费用户行为数据“存量”，截至2023年底，我国网民规模达10.92亿人，互联网普及率达77.5%。数字科技企业可以通过大数据技术敏锐捕捉消费者偏好，及时、精确匹配推送符合消费者偏好的商品。另一方面，数字科技企业不断创新消费形式以拓展消费用户“增量”，比如，近年来短视频这一互联网内容传播方式快速兴起，其直播和带货内容场域进一步在庞大用户规模基础上起到了刺激消费需求的叠加倍增作用。截至2023年6月，我国短视频用户规模已达10.26亿人，占网民规模95.2%，短视频用户渗透率极高，其中直播电商用户规模达到5.3亿人，占网络购物用户规模59.5%。从供给端看，数字科技企业通过对生产制造企业输出数字化转型产品和解决方案，提高研产供销服全流程数智化水平，提升信息流、资金流、物流协同能力，促进生产端根据消费端市场需求变化进行精准匹配和动态平衡，在助力企业利用数字技术升级产业价值链、实现降本提质增效的同时，最大化满足消费者需求、提升消费者福利。
第四，海外竞争能力。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领域已成为世界主要经济体开展综合国力较量的重要阵地，为抢占新一轮科技竞争制高点，我国需要在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同时，用好国际市场、国际资源。一方面，数字科技企业能够吸引国际优势资源“引进来”。比如人才资源方面，2019年只有极低比例的全球人工智能精英研究人员选在中国工作（中国数据未披露，被归入了占比8%的“其他”类别），但在2022年这一比例上升至12%。同时，在全球顶级人工智能研究机构前25名中，2019年我国仅有2家（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2022年已增加至6家，其中，华为作为数字科技企业入围。可见近年来我国数字科技企业凭借高研发强度，留住和吸引人才的能力开始提高。另外，在金融资源方面，尽管美国不断对我国科技企业投资实施限制措施，但仍有诸多海外基金表示中国的人工智能等领域是投资重点。另一方面，数字科技企业能够推动数字技术产品“走出去”。我国数字科技企业国际竞争力进入全球第一梯队，2023年我国独角兽企业数量排名前五的行业分别为人工智能（11%）、半导体（10%）、新能源（9%）、生物科技（6%）、电子商务（6%），并有4家企业入围估值前10，分别为字节跳动、蚂蚁集团、Shein、微众银行，均为数字科技企业。从数字贸易整体来看，2022年我国可数字化交付的服务出口额为2105.4亿美元，同比增长7.6%，跨境电商出口额达1.55万亿元，同比增长11.7%。从细分领域来看，2022年，我国自主研发游戏海外市场销售收入达173.5亿美元，中国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出口规模达829.2亿美元，同比增长7.7%，云计算国际市场份额和全球覆盖范围也逐步扩大，人工智能、物联网、量子信息领域发明专利授权量居世界首位。
二、展望与趋势
科技创新能力进一步“基础化”。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科学技术和经济社会发展加速渗透融合，基础研究转化周期明显缩短，国际科技竞争向基础前沿前移。基础研究处于从研究到应用、再到生产的科研链条起始端，数字科技企业的产品创新能力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基础研究及其转化效率。近些年来，我国企业在基础研发领域发挥的创新主体作用愈发凸显，2011年至2020年十年间，我国基础研究投入中企业研发投入所占份额由1.77%稳步提升至6.52%，凭借市场信息优势、成果转化优势、商业生态优势，数字科技企业尤其是在前沿导向的探索性基础研究、市场导向的应用性基础研究方面动力更足、优势更强。但与此同时，我国企业对标美国企业的基础研发强度仍有很大差距，2020年美国基础研究投入中企业研发投入占比已高达32.88%，远超我国水平。例如在大模型领域，2023年8月至12月，我国大模型备案数量逐月增加并开启“百模大战”市场格局，在通用大模型基础技术上，今年开始在教育领域、多模态领域、金融领域等陆续有行业大模型面世，但我国数字科技企业在大模型基础技术框架、创新路径、场景应用等方面仍未完全脱离对美国企业的路径依赖，尚处于保持动态差距和加速追赶阶段。因此，数字科技企业尤其是领军企业要做好基础研究的“出题人”“答题人”“阅卷人”，由“跟随者”迈向“领航者”。
赋能传统能力进一步“普惠化”。一方面，从数字化转型产品供给端做好“普”的探索。现阶段数字科技企业赋能传统行业主要集中于数字化转型共性强、见效快、价值高等行业和环节，但对于数字化转型个性强、见效慢的行业和环节仍存在数字化转型产品供需匹配难的问题，尤其是对场景分散、门类复杂的工业制造业更是如此。这就需要数字科技企业将数字技术与传统行业经验有效结合，按照“从易到难、由点及面、长期迭代、多方协同”的思路，因“行业”“环节”“场景”“企业”制宜，不断探索个性化方案，加强对传统行业的全流程数字化赋能供给能力。另一方面，满足数字化转型产品需求端对“惠”的需求。对广大企业而言，数字化转型过程通常投资周期长、回报见效慢。资金实力雄厚且生产经营稳定的大型企业具备对冲数字化转型成本和风险的能力，数字化转型意愿和能力相对较高，可以通过购买定制化数字产品甚至自研方式实现转型升级。但量大面广且生产经营不稳定的中小微企业的核心诉求是最起码的短期市场生存问题，对企业长期发展投入动力不足，导致面临数字化转型时“不想转”“不敢转”“不能转”。解决中小微企业数字化转型动力不足的核心在于降低转型成本，重要途径是数字科技企业从数字化转型产品端发力，开发实惠又好用的数字产品，并探索发展以数字化转型收益支付服务费用等方式，切实降低中小微企业转型顾虑和成本。
拓展内需能力进一步“To B化”。当前我国移动互联网普及率大为提高，电商生态、线上渠道已相对成熟，消费端流量红利释放已触及瓶颈，需要统筹推进扩大内需和优化供给，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数字科技企业发挥拓展内需功能的关键任务在于加快向传统行业赋能，推动传统行业数字化、高端化转型，面向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提高投资水平。同时，我国供给端生产端生态环境不断优化，已具备数字技术赋能的良好基础，一是整体来看，我国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的全部工业门类，在全世界500种工业品种中，我国有四成以上的产品产量位居全球第一，制造业规模在全球占比30%以上，为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赋能实体经济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应用场景和试验田。二是自主可控、安全高效的产业链供应链加快构建，VR/AR、机器人、新能源、半导体等新兴领域产业链生态快速发展，例如，截至2024年4月，已有2973家公司围绕机器人产业链展开布局，达成2638笔融资，主要集中于个人家用机器人、公共服务机器人、物流机器人等细分领域，有1664家公司围绕AR/VR展开布局，达成1291笔融资，主要集中于游戏、3D设备、影视等细分领域。三是工业制造业等生产端的数据价值化持续推进，数据基础制度不断完善，数据要素市场蓬勃发展，云边端协同能力不断增强，全流程数字化协同能力不断提升，智能制造水平不断提高，为以数字技术等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以产业升级推动消费升级奠定了良好的数字化、智能化基础。
海外竞争能力进一步“生态化”。当前网信领域国际产业竞争已经不是过去单一技术、单一产品、单一企业的竞争，而是围绕技术创新和产业体系的竞争，国际头部数字科技企业纷纷围绕核心产品开展生态竞争，进行生态捆绑和生态包抄，强化竞争壁垒以及对其产品生态的依赖性。例如，英伟达于2006年就开始布局CUDA（Compute Unified Device Architecture）运算平台生态，允许软件开发者和程序员使用英伟达GPU芯片进行非常复杂的计算任务，使英伟达借助CUDA平台生态先发优势和GPU高端芯片技术优势，围绕科学计算、图形处理、人工智能等前沿数字科技领域构筑起竞争壁垒和生态捆绑，在CUDA生态助力下，英伟达市值不断攀升并突破1万亿美元，远超于同行业我国企业。再如，OpenAI凭借在AIGC领域的技术优势，已迅速跃升至全球估值第三的独角兽企业，伴随ChatGPT 4.0引爆通用人工智能赛道，截至2023年底，已有约200万开发者基于OpenAI API进行开发，超过92%的财富500强公司使用ChatGPT产品，同时OpenAI开始构建大模型版本的应用商店“GPTStore”，允许用户通过自然语言构建定制化GPT，并将其上传至应用商店获得分成收入，围绕GPT的生态圈已开始孕育并初露锋芒。因此，未来我国数字科技企业开展海外竞争的重点一方面在于科技竞争，坚持科技自立自强，另一方面在于生态竞争，打造自身生态优势，凭借科技战打好生态战，利用生态战反哺科技战，助力逐步突破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对我国数字科技领域的生态捆绑、生态封锁。
三、政策建议
营造良好产业发展环境。其一，大力发展科技金融，推动金融支持科技创新强度和水平持续提升，健全完善包括银行信贷、债券市场、股票市场、创业投资、保险和融资担保等在内的全方位、多层次的科创金融服务体系，构建“科技—产业—金融”良性循环。其二，优化产业政策，通过税收减免、研发支持专项等为数字科技企业提供优惠政策，制定完善支持科技创新的政策举措，降低企业创新成本和市场准入门槛，激发企业创新活力。其三，加强产学研深度融合，推动科技成果转化，借助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和产业园区、人工智能创新先导区等优势，加快推动数字技术向重点行业重点环节赋能。其四，加快优化数字科技人才结构，着力培养数字科技高端人才和跨学科跨领域的应用型人才、复合型人才，拓宽人才引进渠道，打造人才聚集高地。其五，聚焦数字技术发展以及赋能应用迫切所需，制定完善相关技术标准、赋能应用标准，提升系统间互联互通水平。
加快建设技术基础设施。其一，全力突破算力供给，加快高端芯片研发力度，提升智算超算水平，缩小我国与美国芯片性能代差，打造国产自主可控软硬件产品，加强算力资源统筹，提高高效集约利用水平。其二，持续推动数据要素市场发展，健全数据要素顶层制度，培育竞争有序、合规发展的数商体系，激发数据要素价值。加快构建符合社会主义价值观的高质量数据集，推动行业数据流通共享，围绕重点行业打造行业数据集，为大模型性能提供坚实数据要素基础。其三，强化在人工智能、机器学习、深度学习等前沿领域的基础算法研究，鼓励探索新算法模型，支持建立算法创新中心和公共服务平台，建设高质量开源社区，为数字科技企业提供算法设计、测试、优化等服务，降低应用门槛。
促进产业和技术国际交流合作。其一，搭建和用好国际交流平台，利用联合国、世贸组织、亚太经合组织等国际组织框架下的合作机制，积极参与数字贸易规则制定，维护数字科技企业国际利益。通过“一带一路”倡议等多边合作平台，加强与发展中国家的数字科技合作，共享数字红利。其二，加强标准与规则对接，主动参与并影响国际技术标准制定，推动中国标准与国际标准的兼容与互认，协商解决跨国数据流通、隐私保护、网络安全等问题，促进形成共识性的国际规则和最佳实践。其三，鼓励和支持数字科技企业“走出去”，通过海外并购、建立子公司、寻找国际合作伙伴等方式，拓宽国际市场布局。加强品牌国际化战略，提升中国数字科技企业在海外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树立良好品牌形象。
（张小溪，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经济增长研究室副主任；葛桦桦，首都经济与贸易大学经济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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