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版图与格局中，长三角地区始终具有举足轻重的战略价值与全局意义。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更大突破，更好发挥先行探路、引领示范、辐射带动作用，是新起点新征程上的新期待新使命。相对于珠三角、京津冀地区，组团式、集群化、创新性的高质量发展的县域经济是长三角最为鲜明的区域特征，这一特征也让长三角当之无愧地成为我国县域经济发展高原，并涌现出一批具有引领性、特色性、标示性的县域经济高峰。

　　一、长三角一体化县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成就

　　改革开放后，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开启，推动了设区市地位的急剧上升，特别是在增长极理论指导下，提升首位度、打造中心城市，成为各省区推进现代化的共同战略选择与政策取向。贺雪峰等人的研究显示，2014—2019年间，全国1431个县（不含县级市）的GDP总量在全国GDP总量中的占比由23.71%下降到21.38%，其中2016年以后的下降趋势尤为显著。这是县域经济在现代化建设中发展相对滞后的一个缩影，是一种全国性现象。但是，总体性态势并不意味着全体性必然。作为我国科教文卫基础最为雄厚、经济活力最为旺盛、创新能力最为强劲的地区之一，长三角地区之所以能够跻身世界第六大城市群，除了有一批引领区域发展的以上海为代表的全球城市外，更重要的原因在于拥有一批各具特色、实力强劲的县域城市集群。据统计，2022年江苏、浙江、安徽三省县域GDP占全省GDP比重均超过40%。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县域经济构成了长三角高质量发展的压舱石。伴随着区内一体化进程的加速，省际、市际协同发展机制的深化与健全，县域集群正在成为区域经济转型升级、迈向创新驱动的新动能。

　　近年来，交通一体化先行提速成为长三角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最直接推手。一方面，跨行政区的地铁直连为县域经济同城化发展迎来新机遇。截至2024年一季度末，全区11个县（县级市）与周边中心城市实现地铁互通，包括昆山市与上海、苏州，句容市与南京，江阴市与无锡，海宁市与杭州，乐清市、瑞安市与温州，义乌市、东阳市与金华，温岭市与台州，肥西县、肥东县与合肥等。另一方面，沿海沿江高铁的扩容、城际高铁的扩面为县域经济开放式发展迎来新机遇。2023年9月随着沪宁沿江高铁开通，沿线太仓、常熟、张家港、江阴、武进、金坛、句容等县（县级市）均进入高铁时代，截至去年底已经有四分之三的县（县级市）实现高铁或动车直达。高铁高速路网的一体化重构，推动了县域经济发展优势由传统高地向区内全域扩散。其中，安徽和江苏苏北、浙西南部分地区尤为突出，县域经济快速崛起。据统计，在2023年7月发布的中国县域经济百强名单中长三角占42席，其中有7个县（县级市）进入前十强，31个县域GDP超过千亿。特别是沿江沿海经济强县已经形成强大的优势产业，产业发展的韧性较强、新质生产力占比较高。大致来说，长三角县域经济格局的主要特征有：

　　一是制造为主、实体为基的江苏县域经济。2023年百强县前十强中江苏占6席，分别为昆山市、江阴市、张家港市、常熟市、太仓市、宜兴市。去年六县市地区生产总值、进出口总额、实际利用外资分别合计20339.5亿元、15157.4亿元、46.59亿美元，分别占江苏总量的15.86%、28.87%和18.39%，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合计32632.8亿元，人均GDP均超过江苏省平均水平。昆山市拥有1个千亿级IT产业集群和13个百亿级产业集群；江阴市被誉为“中国制造业第一县”，拥有上市公司61家、全国五百强企业9家；张家港市有9家企业入围中国民营企业五百强；常熟市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比达45%；太仓市电子信息、装备制造、先进材料、生物医药四大产业集群产值占比达77.6%。

　　二是市场取向、三产协同的浙江县域经济。2023年百强县前二十强中浙江占7席，分别是慈溪市、义乌市、诸暨市、余姚市、乐清市、海宁市、温岭市。去年分别实现地区生产总值2639.45亿元、2055.62亿元、1755.29亿元、1571.06亿元、1663.5亿元、1318.16亿元和1351.32亿元。三次产业融合发展，信息化对县域发展形成强劲支撑：去年义乌市的电商主体超过60万户，占全省的1/3；诸暨市智能视觉产业产值超过150亿元；余姚市的数字安防与网络通信、高端新材料产业，乐清市的网络通信产业均入选“浙江制造”特色产业集群；海宁市的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制造业增加值增速较规上工业高15.2个百分点。

　　三是同城化驱动、都市圈辐射的安徽县域经济。安徽县域经济发展差距较大，集中表现在同城化与非同城化、都市圈与非都市圈区别上。2022年位居GDP总量前五的肥西县、肥东县、长丰县、天长市、无为市和位居人均GDP前五的当涂县、宁国市、天长市、肥西县、长丰县均是合肥都市圈、南京都市圈、杭州都市圈成员。从产业分布看，安徽县域经济优势集中在机械制造、纺织、建材等传统工业领域。对于安徽县域经济来说，同城化加速、都市圈辐射功能提升成为县域经济跨越式发展和转型升级的主要动力，推动县域经济主导产业纷纷迈向高端装备制造、智能汽车、新能源、新材料、生命健康、绿色食品等。2023年肥西县工业投资同比增长48.9%，肥东县工业总产值突破千亿、实现了三年翻一番，长丰县规上工业总产值增长45.6%。

　　二、长三角一体化县域高质量发展的对策建议

　　积极拥抱新一轮科技革命、产业革命的浪潮，构筑长三角县域发展新动能，成为一个重大而现实的问题。大致来说，可采取的对策建议有：

　　一是坚持“强政府”与“强市场”的双轮驱动。基础薄弱、发展滞后、动能单一，是县域经济发展面临的普遍问题。推动县域经济从起跑到起飞，离不开地方政府的敢作善为。要营造风清气正又能容错纠错的包容性干事创业机制。对于不具有主观恶意、未谋取个人私利的错误，要适度从宽；对于能力强、业绩优、口碑好的领导干部，要及时给予鼓励与支持。要持续提升领导干部干事创业能力。通过政治学习、业务培训、国际交流等方式，拓展县域领导干部眼光，提升县域干部能力。要形成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要切实减少官僚主义、形式主义，推动领导干部想在前头、干在实处，而不是纸上谈兵。与此同时，坚持县域营商环境的市场化法治化取向，发挥“强市场”的内生作用。要及时清理与市场化、法治化相悖离的各种政策文件、地方做法。要深化“放管服”改革，构建有利于发展的“亲商”“友商”环境。要坚持各类市场主体地位平等原则，充分调动民营企业家的积极性与主动性，发挥民营主体的生力军作用。

　　二是创新长三角区内县域协同发展的“带动”机制。不平衡性是长三角县域经济的一个突出问题，省际之间、市际之间差异很大。发挥县域高峰对县域洼地的带动作用，需要调动多方积极性，形成多方共赢的发展格局。当前，发达县域经济体在生态约束、用工成本、亩均产出上面临巨大的压力，正在全力推动自身的转型升级，如何推动其产能向落后县域的转移，是一个现实课题，也构成了省际之间、市际之间县域经济发展“带动”机制的时代机遇。县域经济先发地区，如，江苏、浙江对安徽薄弱县区的“带动”是长三角一体化的一个重要内容，但要想让这一“带动”机制具有持续性、实效性，不仅要让“被带动”的县域有获得感，同样要让“带动”的县域有获得感。从政治上看，要对“带动”的县域有荣誉上的肯定；从经济上看，要能够推动“带动”的县域转型升级；从分配机制上看，要构建合理的GDP核算、税收核算的方法。

　　三是推动县域发展新动能园区模式的迭代升级。园区模式是在县域经济发展中诞生的独特路径。要在总结园区经验的基础上，加大体制机制创新，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模式，使之与构筑新动能相匹配。推动发挥中心城市的辐射作用与溢出效益，打造长三角地区县域园区共建网络体系，有效提升省际、市际园区联系，深化县域园区一体化进程，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网络。基于“飞地”经验，积极探索反向飞地园区的共建模式。鼓励长三角区内县域经济发展落后地区，充分利用相对低廉的劳动力与土地价格优势，主动与发达县域经济体合作，通过“飞地”代建代管的方式，构建更为广泛的县域经济发展成果共享机制。

　　四是深化县域发展治理机制的改革。要赋权赋能县域主体。目前，行政管理体制上的“大脚穿小鞋”已经成为阻碍县域发展的重要因素。要进一步探索县域主体的行政权限，加大赋权力度，以赋权改革为县域发展赋能，调动县域活力。创新县域发展竞标赛体制。以县域为主体，构建更加科学的合理的激励机制，让县域干部“想干事，能干事，干成事”，以“四敢担当”激发县域发展新动能。推动优质资源要素下沉县域。通过政治性引领、市场化运作，推动资本、技术、项目、人才等资源要素向县域下沉。特别是，积极引导城市饱和人才进一步向县域下沉。

　　五是先立后破因地制宜发展县域新质生产力。要打造县域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提升主导产业、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前瞻布局新兴产业。要坚持实体为基、制造为本，厚植产业生态，打造能够在县域空间范围内“拆不散、搬不走”的特色产业集群。要坚持创新驱动，聚焦新型工业化，根据县域资源禀赋特点与发展阶段需求，按照先立后破的原则，在培育壮大新兴产业与未来产业的同时，高度重视传统产业，推动产业焕发新的活力。要建设现代物流体系，畅通县域发展动脉。对于有基础有条件的县域来说，可以规划建设区域综合性物流产业园，以更好地服务于以新形态新业态新模式为主的电商经济。

　　（何雨，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研究院研究员；孟静、郭玉燕，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