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安春英,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研究员，主要从事非洲经济与可持续发展问题研究。

　　摘要：贫困治理是“全球南方”国家发展振兴的核心关切,而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实践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摆脱贫穷、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宝贵经验,丰富了国际减贫理论与实践。进入新时代,在中非共建高质量“一带一路”倡议引领下,中非减贫合作以自主知识体系为标识,通过深化基础设施合作、加强产能合作、加速贸易畅通、促进人力资源开发等路径,有力推进了中非命运共同体建设。中国在合作共赢的对非减贫合作过程中,秉持“真实亲诚”与正确义利观,保持战略或政策对接、制度规则互通和理念协调一致,彰显中国式现代化模式的世界意义。未来,将中非“减贫之路”作为践行全球发展倡议的重要路径,提升中非减贫合作方案的精准性,探索中非减贫知识产品共享新机制,将是中非双方进一步努力的方向。

　　关键词：中国式现代化； 中非减贫合作； 自主知识体系； 全球发展倡议； 贫困治理； “一带一路”倡议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世界各国人民前途所在”,并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列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之一。中国式现代化经验虽属于中国创造,但也贡献于世界,体现在包括非洲在内的中国对外减贫治理国际合作中。环顾全球,遥远的非洲大陆是世界贫困人口最为集中的地区,约占全球贫困人口总量的60％,减贫与发展是该地区面临的最大难题。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对非减贫合作没有按照西方国家政治型(减贫议题的政治化,以西方价值观为主导)、逐利型、干涉型减贫合作模式亦步亦趋,而是基于国际减贫理论、中国减贫经验与非洲贫困化实际,在减贫目标、理念、优先方向、思维模式等方面实现了开拓创新,具有自主知识体系特点。鉴此, 本文以党的十八大以来新时代为考察时段,尝试归纳中非减贫合作的核心特征,进而探索未来双方合作的发展方向。

　　贫困治理助力中非命运共同体建设

　　2015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减贫与发展高层论坛主旨演讲中提出,“共建一个没有贫困、共同发展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基于全球贫困人口分布呈现的区域性特点,中非减贫合作可助力实现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

　　(一)贫困治理契合“全球南方”的历史使命

　　近年来,由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构成的“全球南方”影响力不断上升,且引起国际社会的热议。“全球南方”代表全球绝大多数人口,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达80％,约占世界经济总量半壁江山(经济总量占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超过40％)。可以说,“全球南方”国家群体性崛起,正在从根本上改变世界版图。这一国家群体虽然在价值观念、文化传统、发展水平以及利益诉求等方面存在差异性,但是“全球南方”国家均面临着共同的发展难题和任务,高度关注发展问题系“全球南方”的共通之处,正如中央外办主任王毅所言,“发展振兴是‘全球南方’的历史使命”。

　　“二战”后,广大亚非拉国家开启了为实现发展振兴的现代化发展道路探索,无论是沙特阿拉伯、南非等国的矿产资源驱动型现代化,还是埃及、毛里求斯等国的出口导向型现代化,抑或是泰国、科特迪瓦等国的农业资源驱动型现代化,以及印度、中国等国的综合发展型现代化,均彰显“全球南方”国家对于摆脱贫困落后与发展振兴的不懈追求。直至当下,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仍在制定或出台新的发展规划或愿景,谋求改善民生福祉。尽管如此,由于大多数“全球南方”国家发展基础薄弱,政治、经济、安全、社会等方面长期积累的问题积重难返,仍存在粮食安全保障程度低、失业率高、基础设施建设薄弱、医疗卫生保障网不健全等诸多发展问题。对个体而言,发展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为“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这与西方发展理论中“发展就是让社会所有成员受益,穷人需要我们的特别关注”之要义有共通之处。因此,贫困是当前“全球南方”国家在实现经济与社会可持续发展中面临的十分重要的发展危机;减贫或消除贫困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要求,发展中国家寻求发展的过程就是贫困治理的历程。

　　(二)非洲的贫困与发展问题突出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发展观发生重大变化,国际学术界由单纯强调“经济增长数量扩张”转向重视“益贫式增长”(亦称为“包容性增长”),关注贫困人口在一国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中的受益性,由此减贫成为国际社会和发展中国家治理的重要议程。在上述发展理念引领下,发展中国家采取各种措施推进减贫进程,并取得了不同进展。2002—2022年间,以人均日支出不足1.9美元的国际贫困线来衡量,全球贫困人口数量由2002年的16.1亿下降至2022年的5.7亿,减贫成效显著。但各地区相较而言,东亚和南亚地区同期分别有5.4亿和5.1亿人口摆脱贫困，而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减贫走势呈现出与前两个地区不同的变化情势,成为全球贫困人口规模持续扩大的地区,贫困治理问题尤为突出。囿于自身实力,非洲国家的贫困治理不仅需要自身努力,而且有赖于国际合作伙伴的帮助。

　　(三)非洲是中国参与全球贫困治理的重点地区

　　“作为发展中国家、‘全球南方’的一员,中国始终同其他发展中国家同呼吸、共命运”。的确,作为负责任的大国,中国在消除自身贫困的同时,始终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帮助其他“全球南方”国家摆脱贫困。在参与全球贫困治理过程中,中国将减贫作为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优先领域,设立中国联合国和平与发展基金、南南合作援助资金,与发展中国家对接减贫与发展战略,落实中国—东盟社会发展与减贫论坛、中非合作论坛、中拉合作论坛、中阿合作论坛、中国—太平洋岛国经济发展合作论坛等相关合作机制成果,深化与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减贫南南合作。在实践层面,中国在老挝、柬埔寨、缅甸三国实施了“整村推进”和“精准扶贫”发展项目,在斐济设立了菌草技术示范中心项目,在哥伦比亚尝试了有条件现金转移支付项目“家庭行动”,在非洲开展了 “减贫惠民”“幸福生活工程”等一系列项目。其中,非洲是中国对外减贫合作的重中之重。正是由于非洲是全球贫困人口最为集中、贫困发生率高的地区,中国自1956年开始启动对非减贫与发展援助,至今历时60余年,减贫合作涉及基础设施、粮食安全、产业发展、卫生健康、治国理政与减贫经验交流、人力资源培训、减债、人道主义援助等多个领域,双方合作范围广、力度大、持续时间长,中非合作可谓全球南南减贫合作的典范。

　　“一带一路”赋能中非减贫合作

　　自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于2013年秋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以来, 至2023年底已走过十年发展历程。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和平之路、繁荣之路、开放之路、创新之路、文明之路、合作之路、健康之路、复苏之路、增长之路、减贫之路、绿色之路等概念,引领中国与丝路合作伙伴国共同繁荣与持续发展。中非合作的目标是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而包括“减贫之路”在内的“一带一路”则是中非命运共同体建议的实践路径。截至2023年底,中国已同52个非洲国家和非盟签署了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 中非合作论坛宣言与行动计划、《中非合作2035年愿景》等重要战略文件也将“一带一路”减贫合作内容纳入其中。“一带一路”倡议为双方在此领域的合作赋予新动能、新思路, 并取得了新成效。

　　(一)深化基础设施合作,改善减贫基础条件

　　基础设施建设是非洲国家当下经济与社会发展的迫切之需,也是中国对非合作的传统重点领域。“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非设施联通建设扎实推进。中企在非洲参与建设了公路、铁路、机场、港口、通讯、水电设施等经济类基础设施,以及学校、医疗卫生、文化设施、住房等社会类公共基础设施。基础设施建设至少在以下几方面可产生良好的减贫效应:改善通行便利性,享用服务资源可及性;促进信息可获得性;降低商品交易成本和使用成本,为经济发展提供基础条件,民众亦会从中受益;惠及其他产业的发展,为劳动密集型产业提供大量就业岗位,经济增长包容性强。例如,被誉为“新时期坦赞铁路”的亚吉铁路是落实“一带一路”倡议和中非“三网一化”的标志性工程,是非洲首条跨国电气化铁路。2018—2022年开通商业运营五年来,亚吉铁路客运量持续提升,运输收入增速达到年均35％以上;从建设到运营为埃塞俄比亚和吉布提两国提供就业5.5万人次,培养铁路专业技术人才3 000多名;显著提升了埃塞俄比亚乃至非洲之角区域的互联互通与经济发展水平。又如,“一带一路”非洲区域旗舰项目、中企承建的安哥拉卡宾达供水项目于2022年7月竣工并投入使用,该项目是安哥拉在卡宾达省最大的民生工程,日供水能力达5万立方米,惠及60万当地居民,对于缓解当地民众生活用水紧张情势、改善居民生活水平、带动当地经济发展等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上述基础设施属公共设施投入,是惠及民生的长远大计,故无论是经济类基础设施抑或社会类基础设施的改善,均夯实了贫困人口脱贫的前提条件。

　　(二)加强产能合作,助力益贫式增长

　　减贫有多种路径,而产业扶贫是提高贫困人口内生发展动力、自我发展能力的根本之策。换言之,产业是脱贫之基、富民之本、致富之源,因为产业发展可创造就业机会、促进贫困人口增收,从而实现稳定脱贫。鉴此,在中非减贫合作中,中方注重支持非洲国家产业发展,奠定了国家减贫的基础。

　　在农业领域,中国通过建立农业技术示范中心、派遣农业专家、投资农场、提供农资援助、参与联合国粮农组织粮食安全“南南合作”项目等多种形式,助力非洲国家提高农业生产和产品加工水平,缓解粮食供需不足的难题,并提升农业产业链和价值链。例如,中国在赞比亚、马达加斯加、尼日利亚、几内亚、塞拉利昂、马里、利比里亚、乌干达等十几个非洲国家开展的杂交水稻合作项目逐渐取得显著成效。在马达加斯加,杂交水稻技术已实现本土化育种、制种,示范种植的水稻单产达10.5吨／公顷,远高于该国水稻单产水平(2.8吨／公顷),成为解决当地粮食供需难题的利器。为了表达对袁隆平团队杂交水稻合作项目的独特贡献,马达加斯加把杂交水稻印在了该国最大面值纸币上。在工业领域,加快非洲工业化进程,有助于非洲国家的产业升级,为当地人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增加收入水平。由此,在中非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引领下,中国对非投资步伐加快。2013年以来,中国与15个非洲国家建立了产能合作机制,在非企业超过3 500家,投资模式呈现多样化特点,主要包括与东道国当地企业的合作经营模式、绿地投资模式、海外股权并购模式、中小企业集群式的经贸合作区模式。其中,工业园、农业产业园等各类经贸合作区在非洲发展较快,中企通过在非洲当地建立生产和加工基地,开展本地化经营,可增加当地税收,创造就业岗位,以及通过履行企业社会责任而助力园区附近社区发展。例如,在中国埃及泰达苏伊士经贸合作区,截至2021年12月,共有123家企业入驻园区,为当地纳税费超过1.9亿美元,直接解决约4 000人就业,间接带动4万余人就业,业已形成建材、装备、电气、机械四大产业链,对推动埃及工业化产生了积极影响。在服务业领域,在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下,中企加快产业数字化平台建设,通过支持服务业自身及其衍生经济活动创造大量直接或间接就业岗位,从而实现减贫。例如,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在非洲28个国家开展了智慧城市、教育、医疗、电力、交通、金融、互联网服务供应商数据中心等行业业务,雇用6 000余名员工,其中员工本地化率达81％,助力非洲国家数字化转型。

　　(三)加速贸易畅通,提高贫困人口收入水平

　　贸易畅通可表现出较强的经济包容性,尤其是非洲大多为农矿初级产品出口国,农产品出口收入无论对于政府和农民个体而言均十分重要。就前者而言,农产品出口收入可增加政府经常账户数额,从而为政府进行转移支付、实施减贫项目提供条件;就后者而言,农户在扩大的市场机会中可提高收入。鉴此,为促进非洲农产品对华出口,中方为非洲农产品输华建立了“绿色通道”,2013年以来多次扩大非洲输华零关税待遇产品范围。截至2023年12月,有24个非洲国家享受98％税目进口产品零税率。不仅如此,中国海关总署还出台了多项针对非洲的贸易准入便利举措,如对非洲国家提出的农产品准入申请予以优先考虑,并协助快速通关等。上述举措使非洲对华农产品出口持续增加,2021年,非洲对华农产品出口额同比增长18.2％。目前,出口到中国的农产品超过300多种,包括咖啡、腰果、可可、牛油果、柑橘、辣椒、芝麻、甜叶菊、黄豆、茶叶、蜂蜜等。近年来,中企在非洲物流领域通过建造海外仓,提升物流服务贸易便利化水平,也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非洲农产品对华出口。例如,总部位于上海的格林福德国际物流公司,至2022年已在非洲27个国家设立了47家分公司,在埃及、乌干达、埃塞俄比亚、赞比亚、南非等国设立仓库,推出了“物流+质检”一站式服务平台,提升了非洲农矿产品贸易便利化水平,缩短了贸易周期。此外,中方利用直播电商、跨境电商等新经济业态,举办线上线下联动的“非洲好物网购节”等活动,使埃塞俄比亚的咖啡、卢旺达的辣椒酱、南非的红酒、肯尼亚的红茶和皂石等非洲特色商品走进中国消费者的日常生活。上述举措扩大了非洲贫穷国家参与国际贸易和进入市场的机会,可使贫困群体直接受益。

　　(四)促进人力资源开发,增强内生减贫能力

　　人力资源是由人的体能和智能构成的一种资源,具有生产力的作用,也是决定贫困人口获取经济机会和减贫能力的关键所在。基于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理念,医疗卫生领域的合作是中非共建“健康丝绸之路”的核心议程。2013年以来,中国通过援非医疗队,为当地病患提供持续医疗服务;推动中非医院对口合作,强化心脏、重症医学等重点专科中心建设,帮助受援国提升医疗服务能力;开展“光明行”等短期义诊,帮助病患摆脱疾病痛苦;援非抗击疟疾、埃博拉、新冠肺炎等疫情,使之能够恢复身体健康,从事各类生产活动。尤其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时,中非双方同舟共济,中方通过派遣抗疫医疗专家组、援建“火眼”实验室、分享中国抗疫经验、捐赠抗疫物资与疫苗等方式,竭力保护非洲民众健康,践行“中非卫生健康共同体”理念。

　　与此同时,中非双方注重教育人力资源开发合作,尤其是中非减贫经验的分享。中国已探索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减贫道路,其中蕴含着诸多国际减贫公共产品,为非洲国家减贫提供了“他山之石”。中国国际扶贫中心通过举办“中非减贫与发展会议”,促进国际减贫经验的交流与分享。中国非洲研究院于2019年成立后,也多次举办了以减贫为主题的各层次学术交流活动,如“中国讲坛”项下的“中国的脱贫实践与成效”(2020年)、“中国的脱贫攻坚”(2021年)、“普惠金融与扶贫减贫的实践”(2021年),塞拉利昂、肯尼亚、南非减贫与可持续发展研修班(2020年)以及“延安精神与中国脱贫”国际研讨会(2021年),等等，这些活动都取得了良好效果。喀麦隆驻华大使马丁·姆帕纳在参加延安减贫项目调研后认为,“中国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不仅是对整个人类社会发展进步做出的巨大贡献,而且为非洲国家树立了学习的样板。”

　　长期以来,减贫、脱贫是非洲国家发展的“焦虑点”“痛点”和“难点”,是关乎非洲复兴与发展的重要问题,而中非减贫合作在“一带一路”倡议赋能的推动下,有助于非洲贫困人口改善生产、生活条件,提高自我发展、自我减贫能力,由此成为践行中非命运共同体最具活力的生动例证。

　　中非减贫合作是对国际减贫公共产品的创新与超越

　　摆脱贫困是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与长期性难题。2015年9月召开的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通过了《变革我们的世界: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将“在全世界消除一切形式的贫困”列为首要可持续发展目标,为全球减贫事业指明了方向。中国积极开展减贫国际合作,向非洲乃至国际社会贡献了物质性和观念性全球减贫公共产品,中非减贫合作探索的经验与做法为破解全球减贫难题提供了重要国际公共产品。自主知识体系是中非减贫合作的核心特征与根本价值。

　　(一)秉持“真实亲诚”与正确义利观

　　2013年3月25日,习近平主席在坦桑尼亚国际会议中心发表了题为《永远做可靠朋友和真诚伙伴》的演讲,提出并深刻阐述了中国“真实亲诚”的对非合作理念,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义利相兼、以义为先的道德精髓。这种传统文化延伸至国际关系领域,形成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念,即在处理国际道义与国家利益关系问题上,中非之间要怀有共情、共鸣、共行之心,秉持平等、道义、公正之国际关系秩序观以及互助、互利、互惠之国家利益观。具体而言,对待非洲朋友的“真”,就是要真心实意地帮助非洲国家解决其经济社会发展的“痛点”,尤其要关切当地民生;开展对非合作的“实”,就是要讲求实效,让非洲民众在中非合作中真真切切地拥有获得感、幸福感;加强中非友好的“亲”,就是中非通过理念相通与实际行动契合而获得双方民众心与心的共鸣;解决合作中问题的“诚”,就是坦诚对待中非关系中出现的新情况,且以相互尊重、相互理解、合作共赢精神解决新问题。“正确义利观”要求中国在与包括非洲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合作时,坚持先“义”后“利”,有时甚至要主动让利、舍利取义,做到先予后取、多予少取,必要时只予不取。一言以蔽之,中国要把自身发展与非洲发展、中国人民利益与非洲人民利益紧密结合起来,通过利他来实现利己,以真诚合作推动共同繁荣、谋求中非人民共同幸福。这是对西方大国传统利己主义思维、“利益至上”唯利是图的国家利益观的颠覆,尤其在旧冷战思维回潮、“逆全球化”思潮泛起的当下,正确义利观更彰显了中国谨守道义、主动担当的大国责任。

　　共同利益是共同体生命之源。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共同利益孕育着“一个行为体的行为因适应另外行为体的行为而进行调整”的合作可能。在中方看来,实现减贫与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是当下非洲国家的重大关切,非洲作为世界上贫困发生率最高的地区,该地区的长期贫困和不发达不利于整个世界经济的整体发展，也不符合国际社会的根本利益。由此,在“真实亲诚”和正确义利观指导下的中非减贫合作,覆盖多个民生领域,有助于促进非洲乃至世界的均衡包容发展。2023年初,在习近平主席提出“真实亲诚”对非政策理念和正确义利观首倡之地——坦桑尼亚,该国政届、学界高度评价十年来“真实亲诚”和正确义利观引领下中非合作取得的务实成就。坦桑尼亚前驻华大使阿卜杜勒·拉赫曼·阿米里·欣博认为,“这一理念具有重要意义,它明确了非中合作的互利共赢基础”。非洲资深媒体人道格拉斯·阿夸齐(Douglas Okwatch)坦言:“过去十年,习近平的对非政策理念推动中非双方共同发展与共享繁荣。”的确,“真实亲诚”和正确义利观作为一种价值层面的公共产品,为推进国际减贫合作与构建新型国际关系贡献了中国智慧。

　　(二)超越传统国际减贫理论

　　回瞻减贫理论,国际学界主要提出四方面观点:一是以美国经济学家西蒙·库兹涅夫、托马斯·E.韦斯科夫等为代表提出的经济增长“涓滴效应”理论,即一国实现高速经济增长后,会对国民收入产生“溢出效应”或“涓滴效应”,民众会从经济繁荣中获益,进而解决贫困问题。二是以法国经济学家弗朗索瓦·佩鲁等提出的发展极理论,即通过政策支持使生产要素向落后的发展极集中,通过发展极的经济发展及其产生的辐射效应,带动落后周围地区的经济增长,进而缓解贫困。三是西奥多·W.舒尔茨创立的人力资本投资理论,即把人的知识、能力、健康等人力资本的提高作为减贫的关键因素。四是瑞典经济学家冈纳·缪尔达尔等提出的综合反贫困理论,即采用经济、社会、政治等多维举措,破解低收入与贫穷的积累性循环困境。毋庸置疑,上述理论对于发展中国家减贫实践与国际合作均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而理论源于实践,丰富的减贫实践会提升和深化我们对减贫理论的认识,促使我们对减贫理论进行新思考。

　　在中非减贫合作过程中,双方不仅以改善贫困人口的基础设施条件、提升个人自我脱贫能力为合作突破点,而且注入了强有力的减贫制度因素。首先,中非减贫合作实行顶层设计,战略或政策对接。战略与政策对接是“减贫之路”建设的重要保障,换言之,战略或政策对接、制度规则互通和理念协调一致,可确保双方减贫合作的顺利有序推进。推动和指导中非减贫合作的政策框架包括《中国对非洲政策文件》(2006年和2015年)、历届中非合作论坛宣言和行动计划中减贫相关内容、《中国和非洲联盟加强中非减贫合作纲要》(2014年)、《中非合作2035年愿景》(2021年)等,这些战略文件与非盟《2063年议程》(2015年)以及非洲国家发展战略紧密对接,均体现了人本主义的发展观与贫困治理观,制度的先行供给使中非减贫创新实践成为可能。其次,双方政府在中非减贫合作中承担主导性角色,企业和非政府组织起到有力补充作用,符合减贫之公共事务特质。政府作为强制性制度供给的主体,可利用其所掌握的行政资源和财政资源,通过政策工具,制定益贫性举措和扶贫项目,如有组织、有计划地实施“万村通”项目、“鲁班工坊”项目、“平方公里阵列射电望远镜”项目、“中非青年减贫和发展交流项目”等,成为中非减贫合作重要的力量支撑。

　　(三)彰显中国式现代化模式的世界意义

　　分享中国减贫经验是中非减贫合作的重要内容。的确,中国在过去数十年,尤其是在习近平主席精准扶贫战略引领下,2020年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世界难题,提前十年实现了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减贫目标。中国走过的特色减贫道路、摸索的经验,可为世界其他国家有选择地借鉴与参考。对于中国的减贫经验,社会各界有诸多不同的总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办公室2021年4月发布的《人类减贫的中国实践》白皮书,归纳出六个方面的减贫经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把减贫摆在治国理政突出位置;用发展的办法消除贫困;立足实际推进减贫进程;发挥贫困群众主体作用;汇聚各方力量形成强大合力。中国消除绝对贫困的成功实践和宝贵经验,是中国式现代化模式的重要内容,这是因为关注人民福祉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一大显著特征,与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精神相契合。

　　中国在探索具有自身特色现代化道路过程中,被实践证明过的有益减贫理念、知识和经验,是特定类型的公共品。它深化了人们对人类减贫规律的认识,把中国成功的实践经验上升为中国智慧,以中国方案的形式提供给发展中国家,作为一种可能的道路选择则具有世界意义。其一,中国特色的减贫道路表明,贫困并非不可战胜,中国能,非洲国家也能,由此提振了非洲国家消除贫困的信心。尼日利亚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查尔斯·奥努奈居(Charles Onunaiju)在该国主流报纸《先锋报》(Vanguard)上发表了题为《中国消除贫困对非洲的启示》一文,称“中国消除贫困对世界其他地区特别是对非洲的关键影响在于:贫困不是一种天命,只要具备必要的政治意愿、制定切实可行的政策框架且辅之以高效的执行力,贫困是可以被战胜的”。其二,中国特色的减贫道路打破了现代化即西方化的迷思,展现了发展中国家摆脱贫困实现国家现代化的另一幅图景,拓展了发展中国家减贫乃至消除贫困的路径选择。非洲等发展中国家摆脱贫困需要从自身实际出发,自主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减贫道路,最终形成内生型减贫战略与制度设计,指导相关国家的减贫实践。其三,中国的减贫经验既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例如,中国的部分减贫项目在非洲国家落地,这表明中国部分减贫做法具有国际价值。

　　中非减贫合作知识生产,既有全球减贫经验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中非双方具体实际的“中国特色”。中国成功减贫、脱贫系统性知识在非洲的创造性转化,摆脱了奉他者思维、理论、方法为圭臬的束缚,体现了中非减贫合作的理论创新与方法创新的主体性,并彰显其中国特色、世界意义的价值取向。

　　深化中非减贫合作的发展路径

　　如前所述,“全球南方”国家合作具有十分鲜明的发展导向性,而中非减贫合作的主要目的就是促进中非共同发展,与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目标高度一致。未来,中非减贫合作可在以下几方面着力。

　　(一)将中非“减贫之路”作为践行全球发展倡议的重要路径

　　当下,中非减贫合作面临更加严峻的国际环境。随着中美战略竞争的加剧以及世纪疫情、乌克兰危机的强力冲击,全球对抗加剧而合作减弱,正如党的二十大报告所指出的,“恃强凌弱、巧取豪夺、零和博弈等霸权霸道霸凌行径危害深重,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加重,人类社会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非洲亦成为美西方大国遏华围华堵华的抢滩之地,无论是2022年美国出台的《拜登政府的新非洲政策》,还是欧盟的《对非洲全面战略》,均包括曲解中非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对抗中非合作之意,如渲染“中国对非战略机会论”“地缘政治论”“经济剥削论”等不实论调,挑拨中非关系,欲以此消减中国在非洲的影响力,中非减贫合作的舆情环境十分严峻且复杂。与此同时,近年在内外因素互动下,非洲地区的减贫形势恶化,2021年在地区冲突、气候变化、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下,新增贫困人口2 900万人;2022年,叠加乌克兰危机的溢出效应,非洲地区又有1 800万人深陷极端贫困。在此情况下,非洲国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外部推动国际对非发展合作,提振其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值得注意的是, 2021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第七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上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 体现了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解决发展问题的中国方案。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秘书长蕾韦卡·格林斯潘坦言: “全球发展倡议的提出恰逢其时, 倡议强调重点推进减贫、粮食安全、 抗疫和疫苗等领域合作, 体现了中国对多边合作的坚定支持, 有助于支持发展中国家抗疫和恢复经济社会发展,构建全球发展命运共同体。”的确,以合作促发展是全球发展倡议的要义之一, 通过践行“减贫之路”的“硬联通”(基础设施)、 “软联通”(政策、规则、标准)、 “心联通”(民心), 从“坦赞铁路”到“一带一路”， 可使“减贫之路”日益成为惠及非洲各国人民的“幸福路”。化危为机, 实实在在地推进高质量中非减贫合作, 以期快速提升非洲国家民众获得感, 契合当下非洲民众的急难愁盼, 以实际行动为己正名, 夯实中非民心基础。

　　(二)将中非减贫合作方案的精准性作为提质增效的关键

　　如前所述,无论是全球层面的《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还是中非宏观合作层面的《中国和非洲联盟加强中非减贫合作纲要》《中非合作2035年愿景》,均规划了中非减贫合作的目标、重点领域和实施路径,是中非减贫合作的纲领性指导文件。但非洲各国、各贫困地区以及贫困群体致贫原因各不相同,包括因病、因学、因灾、缺水、缺技术、缺资金、失业、交通通讯条件落后等等,基于此,中非减贫合作项目亦要识别扶贫对象的发展“短板”,结合中国力所能及因素,因需设置减贫具体合作项目,进一步提升双方减贫合作的成效。例如,中国路桥公司承建的非洲第一大悬索桥——莫桑比克马普托-卡腾贝跨海大桥项目是中非高质量共建“减贫之路”的典范项目,于2018年11月竣工建成。该项目对于马普托湾两岸经济、社会发展具有特殊的重要价值。莫桑比克首都马普托市位于马普托湾北岸,经济比较发达、繁华,而隔湾相望的卡滕贝及向南地区经济欠发达。大桥建成前,当地人来往马普托湾两岸只能依靠耗时低效的轮渡,由马普托市经贝拉维斯塔市至南非的交通只能沿着马普托湾绕行,需耗费大量的通行时间和成本;去往旅游胜地黄金角的道路路况差,严重阻碍了旅客的交通出行。由此,基础设施建设和互联互通是提升马普托湾两岸贸易便利化水平的迫切所需。大桥建成后,渡海时间由原来的两三个小时缩短至约10分钟,显著提高了南部地区的公路网络化水平和连通性,大大缩短了莫桑比克与南非的此段通行距离,成为重要的国际交通通道,促进了莫桑比克客货运交通、生态旅游业等多种行业的发展,并迅速带动项目沿线经济走廊的建设。同时,该项目还带动了马普托湾南岸地区经济发展,使繁华的马普托市区和相对落后的卡藤贝地区间的连接沟通变得更为便捷与通畅,并为之发展提供良好契机,从而促进附近地区民众的减贫与发展。

　　(三)以在地化减贫合作丰富中非减贫知识产品共享机制

　　毋庸置疑,在“一带一路”新动能带动下,以往中国政府在非洲国家设立中非农业技术示范中心、派遣援外医疗队和中国公共卫生专家组、实施互联互通的“万村通”项目、举办中非减贫经验研修班、研讨会、参观考察等多种形式,虽然都关乎减贫,且传播了中国综合扶贫的有效经验与做法,但未形成以减贫为响亮标识的合作项目。中非减贫合作需要用事实说话,需要更为丰富成功的实证案例支撑。值得注意的是,自2011年起,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在坦桑尼亚莫罗戈罗省的佩雅佩雅村实施了“村级减贫学习中心”项目,以提升当地主要粮食作物玉米和经济作物木豆(pigeon pea)为抓手,注重生产技术转移,传播中国精耕细作的小农户生产经验,有力推进了当地产业扶贫进程,探索出中国减贫经验的非洲本地化新路径和新机制(“中国实用农业技术向坦桑尼亚平行分享的可持续机制”)。不仅如此,中非合作论坛第八届部长级会议上提出的“九项工程”之二——减贫惠农工程明确点明,“在华设立一批中非现代农业技术交流示范和培训联合中心,鼓励中国机构和企业在非洲建设中非农业发展与减贫示范村”,未来中非减贫合作将进一步下沉:一方面,中方技术人员将走进非洲当地田间地头、对接“小而美”的减贫项目,打造丰富多样的非洲国家成功减贫案例;另一方面,中方将组织非方人员深度参与中国基层扶贫对接乡村振兴工作,了解中方开发式扶贫、解决就业问题的真实情况,使其更深入、更真切地了解中国减贫、共同富裕经验,双方人员交流从“规范化理论分析”到“体验式交流”,逐步升级为“社会性融入”。他们在感性和理性双向度分享中国减贫治理模式的基础上,反观其自身减贫存在的问题,可使非洲发展中国家通过在地化体验中国的减贫发展经验,实现共同发展。

　　结语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加强与非洲等发展中国家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主动分享中国建设现代化进程中减贫方面的做法和经验,务实推进中非减贫与发展合作,中非减贫合作已进入全方位发展的新阶段。在此过程中,中非减贫合作超越了“南北减贫合作”模式,探索出“南南减贫合作”新模式。无论是夯实减贫基础条件,还是塑造产业发展驱动力,抑或提升减贫自我发展能力等合作特点,折射出中非减贫合作的平等性、包容性、合作共赢性独特价值,其中蕴含着自主知识体系内质。双方务实合作显著提高了中国在非洲的影响力、感召力和塑造力,是践行“全球南方”发展振兴使命的突出体现。由此,非盟驻华代表处常驻代表拉赫曼塔拉·奥斯曼(Rahamtalla M. Osman Elnor)慨言:“中国在减贫方面取得了很多伟大成就,中国的脱贫攻坚战为非洲减贫事业提供了一个可供参考的模式。非洲国家有很多地方需要向中国学习。”

　　自主与创新是知识体系的灵魂。中非减贫合作中的“自主知识体系”构建,要以时代为观照,以全球减贫合作为观照,以发挥主体性与原创性角色为观照,立足非洲国家贫困实际,有选择地持续推动中国减贫智慧在非洲的创造性发展,真正做到理论上“引领双边合作”和实践上“解决问题”。与此同时,中非减贫合作中的自主知识体系,不是封闭的,而是自信、开放、包容的体系。中非减贫合作涉及助力解决非洲国家穷困人口收入不足(经济领域)、体能和智能提升(发展领域)、公共服务完善(社会领域)、决策参与(政治领域)等诸多问题,且与非洲发展国际环境、自身经济社会发展道路密切相关,双方合作具有多元性、复杂性、动态性。鉴此,中国应以开放的态度,积极吸收全球减贫新知,以中非减贫合作实践中产生出来的新问题为导向,回应不同非洲国家减贫的国际合作现实需要,不断推动知识创新和理论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