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昔底德陷阱”是美国政治学家、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的创始院长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根据古希腊的雅典人修昔底德对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归因提出的关于国际格局权力转移的理论阐述。艾利森将修昔底德笔下的历史故事及其对战争爆发的原因归纳为守成国的一种行为模式，即崛起国给守成国带来恐惧、迫使守成国发动预防性战争。这种行为模式被认为是守成国的安全困境，用于譬喻和分析当下时事。

　　艾利森关于“修昔底德陷阱”的研究课题以两国间权力均衡的迅速变化为自变量，以战争为因变量，考察了1500年以来崛起国挑战守成国的过往案例。2015年，艾利森在《大西洋月刊》撰文提出：“定义当今世界秩序的问题是中国与美国能否避免修昔底德陷阱。”2017年，这项研究的主要内容以《注定一战：中美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吗？》为题成书出版，随即畅销全球。艾利森提出的这个命题看起来基于修昔底德史书，但事实上，这个命题仅与修昔底德史书中的战争归因句有关。“修昔底德陷阱”命题的真正来源是国际关系理论中的结构现实主义和近现代国际关系史中的预防性战争。

　　雅典人修昔底德记载了希腊城邦雅典与斯巴达及其同盟在公元前5世纪晚期的战争与和平。修昔底德认为，“战争爆发最真实的原因——尽管少有人提及——在我看来，是雅典不断变得强大，给斯巴达带去恐惧，迫使其进入战争”。

　　修昔底德对战争归因的论断未必完全符合史实。一方面，修昔底德自己的史述并不支持他的这一论断。为了论证这一看法，修昔底德特意插叙了希波战争之后到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之前的50年历史。但在这段“50年纪事”中，雅典在与斯巴达签订《三十年和约》后颇有“饱和权势”之姿，并未继续扩张领土，也未如修昔底德的断言一般“不断变得强大”。另一方面，修昔底德对这50年历史的记载也并不完备。修昔底德遗漏了这50年期间与国际格局变迁有关的许多重要事件，我们不能单凭修昔底德的叙事就认为雅典在战前未再扩张权势。

　　此外，修昔底德的这一论断也并不为当时的希腊人认可。从同时代其他史料提供的证据和修昔底德自己的措辞可以看出，与修昔底德同时代的雅典人或认为城邦主要政治家伯利克里是发动战争的罪魁祸首；或认为埃皮丹努事件和波提狄亚事件是和约破裂的理由和双方的分歧所在。修昔底德的记载是了解这场战争同时代近乎唯一成体系的传世文献。但应该看到的是，修昔底德对这场战争的记载是否完备、他的归因是否准确，值得读者反复审视、仔细思考。

　　“修昔底德陷阱”这一命题认为，战争爆发的根本原因来自体系结构对城邦决策的影响。该命题将修昔底德的战争归因视为一种结构性解释，强调守成国面临的结构压力，这在本质上是对结构现实主义的继承。结构现实主义的解读是冷战以来修昔底德在国际政治理论领域内被阅读的主要方式。

　　作为一种国际关系理论，结构现实主义本身就存在问题。结构是否能够充分解释行为体的动机和行为，国际关系理论家持有不同的看法。例如，国际关系理论学者劳丽·巴格比在分析国际关系学者对修昔底德的使用与滥用时还提到，结构现实主义有可能被用作对美国享有霸权地位的一种合理化解释，而不是客观公正的科学观点。作为对修昔底德遗产的一种解读，结构现实主义的解读也难称正确。因为它仅仅基于修昔底德的战争归因，而修昔底德的历史遗产同时包含了其史述及其评论。如前所述，修昔底德的叙事和他的评论未必一致，有时甚至是相互抵触的。

　　在近代国际关系史中，预防性战争概念在政治家、历史家和理论家当中深得人心。国际关系史学家A. J. P. 泰勒将他笔下列强间的每一场战争都总结为预防性战争，认为这些战争由保守且处于守势的强国发动。国际政治理论的新现实主义者米尔斯海默预言大国政治酿成悲剧，也正是因为他认为在结构压力下，大国往往先发制人诉诸战争。但如前文所述，结构能否充分解释国家行为体的决策和行动，国际关系理论家从未达成一致。

　　艾利森“修昔底德陷阱”课题的案例同样来自近现代国际关系史。脱胎于近现代欧洲国际关系史的国际关系理论（特别是结构现实主义理论）主导了国际关系学者对这场发生于公元前5世纪的战争的解读，在“修昔底德陷阱”命题中，修昔底德实际上成为了结构现实主义和预防性战争这一典型历史事态的代言人。这样，修昔底德本人的洞见、古希腊城邦间政治史能提供的教益与教训，都被单一的“陷阱”命题遮蔽了。

　　“修昔底德陷阱”命题的理论志向在于用古希腊城邦间政治的历史案例为结构现实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增添经验证据。但就对现实的分析能力而言，这一命题更适用于20世纪以前的历史，而非当今的现实。命题的提出者艾利森在今年访华时也指出，能够更好解释并回应中美关系的历史案例或许来自中国，而非古希腊。

　　国际关系实践来自全球，国际关系的理论和思想资源也应当来自全球。在国际关系的全球起源越来越得到强调和重视的今天，我们仍旧可以将修昔底德的史述与论断视为其历史遗产当中的一种，但是怀有世界眼光的读者对修昔底德及其史书的解读方式，不应只有“修昔底德陷阱”命题这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