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密疏有间、时起时落，从张骞出使西域到郑和下西洋，表明古代中国持续存在对外交流的史实。中外关系史（原称中西交通史）是中国对外交往的历史，自冯承钧、张星烺和向达等前辈奠基以来，已成为重要的专门史。自中外关系史学会于1981年成立后，研究队伍不断扩大。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使中外关系史的学术涵盖面和影响力日增。作为中外关系史的一支，中非关系史研究从无到有、不断拓展。古代中非关系源远流长，大致经历了汉代、唐代、宋元、明清时期。

　　中非关系源远流长

　　汉代中非关系研究主要涉及三个问题：中非关系的起始时间、非洲地名在中国的出现、对汉代移民现象的推测。关于中非关系的起始时间，学术界有两种观点：始于汉代或汉代以前。孙毓棠是汉代中非关系的探路者，认为中国和埃及在汉代已有商品交易与文化交流，这种关系始于张骞出使西域后不久，并特别提到丝绸之路的北、南和海路三条通道。沈福伟则认为，中非交往始于春秋战国，埃塞俄比亚在公元100年派使者抵达洛阳，成为第一个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非洲国家。

　　有的学者强调不应忽略民间交往，并认为这种关系始于张骞通西域之前。汉代典籍中的“已程不”被疑为希腊语“埃塞俄比亚”的译音，“兜勒”被认为是阿杜利港，“西王母”指统治麦罗埃的库施女王。另一个问题是早期移民。“骊靬（黎靬）”被视为埃及的亚历山大里亚，其人是罗马战俘中的埃及人。居延汉简有关黑肤色的记录、各地黑肤人存在的史实、广州汉墓中类似黑人的土俑均引发了热烈争论，这些深目高鼻的黑人土俑被认为可能来自西亚和东非。此外，东汉画像石上具有长颈鹿特征的动物以及国外多种证据，均表明中非关系史的久远。

　　唐代中非关系有所推进

　　对唐代中非关系的研究集中在三方面：古籍中的多个地名、中非商贸交往、被称为“昆仑奴”或“僧祇”的黑人来源。

　　杜环或许是首位到过非洲且留下文字记载的中国人，《经行记》提到了“摩邻”。国内外史学界对此有各种理解，如张星烺的摩洛哥说，以及埃塞俄比亚、肯尼亚的曼迪或马里等说。《新唐书》所载“老勃萨”是阿尔及利亚特莱姆森的译音。《酉阳杂俎》记载了“拨拔力国”的风土人情，此地被视为索马里的柏培拉。台湾学者陈信雄认同格伦维尔关于当地人是马萨伊部落这一观点，实为国外汉学家误译所致。“三兰”为东非沿岸地名，有多种说法：泽拉港、黑人居住区、桑给巴尔、坦桑尼亚。三兰国的行程以倒叙记录，似为转述。

　　非洲考古发现的中国商品主要有丝绸、瓷器和钱币。中国从非洲进口的商品则多种多样，主要有珍宝、香药和阿拉伯地区的各种特产。中非贸易或开始转向东非，或通过间接贸易抵达东非。

　　典籍中有被称为“昆仑（奴）”或“僧祇（奴）”的黑人，其来源说法各异。张星烺认为，昆仑奴由阿拉伯人输入中国，为非洲黑人。此观点得到学术界普遍认同，但也有不同意见。然而，论证切忌仅强调有利于自己的证据，而忽视不同观点的材料。有鉴于此，多元来源说应是更合理的解释。这一时期的中非关系确实有所推进。

　　宋元时期中非来往增多

　　宋元时期的中非交往继续推进，海上交通已成事实。交游互访和官方活动增加，中国对非洲的认识有所提升，贸易频繁、著述甚多，如《岭外代答》《诸蕃志》《岛夷志略》等。《宋史》中的“层檀国”指吉达或桑给巴尔。汪大渊游历亚非，其《岛夷志略》留下珍贵资料。《异域志》提到诸多非洲地名。摩洛哥旅行家伊本·白图泰对中国印象深刻，回国后口述游记，有节选和全译中文本。宋代，大食遣使来华达54次，有的来自非洲。

　　元朝与非洲多国有外交往来。阿拉伯和西方地图根据中国地图将非洲尖端指向东方，元代李泽民和清濬绘制的非洲地图则将尖端转向南方。到了元代，中非海上交通已设三条航线。中非贸易存在四种方式：朝贡、市舶、民间和转口贸易。中国的丝绸与瓷器在输入非洲的商品中最受欢迎。非洲15个国家均发现瓷器，并出土了大量宋代钱币，仅在少数地区发现了丝锦。北京大学与肯尼亚考古学家于2010年在肯尼亚发现了北宋瓷片和宋元的龙泉窑瓷。2017年，中山大学与肯尼亚国家博物馆等单位在曼达岛有各种发现。宋元时期，戏剧影戏、火药、印刷术、纸币、指南针、驿传制度以及一些医学技术传入埃及，阿拉伯的天文、历算、占星、医学著作和埃及的建筑术传到中国。

　　明清时期进一步发展

　　明代，中非交往进一步发展。学术界对这一时期的研究集中在地图上出现的非洲地名、郑和下西洋与非洲的关联、明代贸易及瓷器在非洲的发现。《星槎胜览》《瀛涯胜览》《西洋番国志》提及了非洲地名、长颈鹿与风土人情，学术界对这些著作的研究更为详尽。《大明混一图》引起了学术界的浓厚兴趣。学者们对明代典籍中的非洲地名进行了研究，郑和非洲之行是关注焦点。学术界在一些问题上存在争论，例如，郑和首航非洲是在第几次、非洲之行的航线有几条、《郑和航海图》涉及多少非洲地名、引进的动物有哪些。北京大学的考古团队在肯尼亚发现了明初官瓷，反证了郑和下西洋时曾到达当地。《明史》提及的永乐年间来贡并于后来复贡的日落国亦思罕王使团，似来自西非桑海国的阿斯基亚王朝。关于非洲东南海岸的一些问题，仍需深入研究。例如，肯尼亚帕泰岛的桑加人（Shanga）传说其祖先来自上海，这也是桑加人这一名称的来历。葡萄牙航海家达·伽马抵达莫桑比克后，送给当地人衣服和食物时，当地人表示以前有人从东方乘船来，并送过同样的礼物，因此对他的礼物不以为然。

　　清代，帝国主义瓜分世界。作为被入侵的对象，清朝与非洲的关系受到制约、交往受阻，但并未全部停止。学术界对这一时期中非关系的研究，集中于对相关著作内容的解释和早期华侨社会的相关问题。18世纪，中国的著作提到了好望角、毛里求斯、开普等地名，例如，樊守义的《身见录》、陈伦炯的《海国闻见录》、谢清高的《海录》和王大海的《海岛逸志》等。学术界对澳门在海上丝路中的作用进行了研究，证实17世纪澳门航船已抵达非洲沿海，例如马斯喀特、莫桑比克等；18—19世纪，澳门到欧洲的航线途经莫桑比克、科摩罗群岛、毛里求斯，澳门—南亚的航船竟然停靠毛里求斯。非洲和中国分别遭受殖民入侵后，黑人较多出现在中国。葡萄牙殖民者将黑人奴隶带到中国沿海地区。当时，郑氏家族对战斗力极强的黑人巧加利用并取得成功。澳门的黑人有时与中国人联合，并以特有方式反抗葡萄牙人。清代不少华人移民非洲，其早期来源需要厘清。对非洲早期华人，特别是东非海岸、毛里求斯、马达加斯加、留尼汪等地的华人移民先辈及其来源的研究，仍在继续。

　　中外关系史研究前途无量

　　从中外关系史学科建设的角度来看，我们应扩大视野，加强知识积淀，将中外关系史置于更广阔的历史背景中进行考察。这一领域的研究应具备中国史、外国史和全球史的视角，因为中外交往的历史与当时全球局势以及中国和目标国的局势紧密相连。国家之间的关系固然是中外关系史的重要内容，但移民问题也不容忽视，因为移民是中外关系的实践者和沟通者。

　　在使用史料时， 我们要尽可能核对原文或原件。地名的准确性十分重要，一些非洲地名因翻译年代和使用地域不同而有别。对于外国学者有关中文典籍的译文或说法，我们不宜盲从。唐代段成式所著的《酉阳杂俎》记载了西南海中的拨拔力国，“其妇人洁白端正，国人自掠卖与外国商人，其价数倍”，一般认为此地是索马里的柏培拉。非洲考古专家认可此观点。格伦维尔完全受汉学家翻译的误导，“洁白端正”被夏德（F. Hirth）和柔克义（W. Rockhill）译为“clear-skinned and well-behaved”，戴闻达（J. Duyvendak）认为是指无花柳病和贞节。肤色相貌成了道德评判。事实上，马萨伊人肤色为黑色，与“其妇人洁白端正”不符；16世纪，马萨伊人才越过赤道进入坦噶尼喀东北部。因此，早期史料的中外文翻译实有必要重新审视。中外关系史的史料具有多元性，犹如待发掘的富矿。唯有多培养青年人才并对这些资料合理利用，中外关系史研究才能前途无量。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世界诸文明在印度洋地区的交流交汇研究”（23&ZD324）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电子科技大学协议教授、中国非洲史研究会原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