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网： 

　　谈世界的现代性危机也要回到中国，您也对中国的文明做了非常多的研究，特别是其中有一个概念——返回中国性。您还提出一个概念叫做“太庙下的图兰朵”，在您看来应如何解释“中国性”这个概念，目前还是否存在着“太庙下的图兰朵”这个概念？

　　黄平： 

　　“中国性”这个概念可以说是一个集合概念、综合概念，但它也不只是对现象的描述，它应该是一个分析性的概念，哪怕是从现象上说，它也是一个综合的、几维的中国或者多维的中国。比如，毫无疑问在版图意义上中国是个大国，它不是一个小国；在人口意义上是一个有着众多人口的中国。最近几十年，乃至过去几千年在经济意义上是个发达的，甚至繁荣的中国，现在我们至少在高速发展、快速发展，甚至有人把它叫中国发展奇迹。

　　接着就是文化的“中国性”。文化的中国，它实际上凝聚的不只是刚才说的版图，经济人口，甚至不只是西方意义上的单一民族、民族国家，这是近现代的事情。中国性里面最重要就是这个文化的凝聚，而且它是多元一体、和而不同的文化，是多种文化并存。即使是汉族或者所谓汉文化里面，它也是百家争鸣的，是多种学术学派并存的，也是多元和多维的，所谓中国人也是多种民族一体的。

　　同样非常重要的概念就是历史的中国。中国是一个活着的历史，不但是古老的文明还是延续的文明，是活着的文明。这个和那些已经灭亡的，最后通过考古发现一些文物，只能在博物馆里来欣赏的“文明”，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我们中国人今天在待人接物，我们的交往处事、我们的思维是连绵不断的，是一个历史的中国；是一个版图的、人口的、经济的、文化上的中国。这里面孕育出一套中国的社会治理、国家治理制度，以及在“中国性”之下处理个人与社会关系的原则，至少不是近现代现代性意义上西方那样个体的发现、个体的张扬，最后个体的焦虑与毁灭。

　　1840年以来，当时叫做“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就过去几千年，虽然我们也有起伏变化，甚至变化也很激烈，也有过与周边国家、民族之间的冲突，但是1840年以后，中国遭遇了千年未见的大悲剧、大挑战、大危机，近现代以来就出现了中西文化的交流碰撞甚至关系十分紧张。这个紧张是看得见的：器物层面有不平等条约、割地赔款、丧失主权，沦为半殖民地，还有看不见的就是思想文化心理，乃至于理论层面的，在交流碰撞中，一方面是不对等不平等不公正的，另一方面出现了所谓“太庙中的图兰朵”这种现象。

　　这只是一个比喻，当时是一个意大利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歌剧作家，他想象中的东方世界，几个歌剧都是想象中的，蝴蝶夫人也好，图兰朵也好，当时被张艺谋这样的艺术家弄到太庙里来，就出现了图兰朵中的太庙、太庙中的图兰朵这样一个现象。但这个现象其实是1840年以后就不断再现复制升级变换的，其实就是中西有文化交流有碰撞，甚至有矛盾，该怎么去处理的问题。直到今天这个问题不但还没处理好，甚至变得越来越尖锐。冲突误解、文化间的不对等，以至于现在所谓“中国焦虑”、“中国恐惧”、“中国威胁”，它还不只是我刚才说器物层面的经济人口的发展，咱们的发展速度规模势头，也包括背后这套文化。这套历史以及由这套文化和历史孕育出来这套制度治理模式，这是真正我觉得太庙中的图兰朵绕不开，躲不过的，是要在文化交流沟通碰撞，乃至于是文明互鉴中来加以解决的。

黄平，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港澳研究中心主任、香港中国学术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研究员。本人供图

　　中国社会科学网： 

　　非常感谢，然后我们再来聊一聊中国的学术话语在世界的影响。您如何去评价中国的学术话语在世界的定位，中国学术话语传播目前还存在着哪些问题？

　　黄平：

　　这也是刚才说的1840年以后的东西方交流、碰撞的问题。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是被动接触，甚至是文化意义上的被侵略，然后有我们对外部挑战的回应，就产生了一个中西文化问题。

　　第二其实还有一个古今问题。古代中国一方面我们是文化中国，是历史的、是延绵不断的，但另一方面它也是不断遭遇挑战，不断发生断裂的，或者可能的断裂。但是最大一次是1840年以后来自西方的，所以古今和中西成了两个要处理的重要维度。

　　这是中国文化人从晚清以后一直到今天都想要处理，想要解决，想要甚至超越的。做得好就超越，做得不好就会掉进陷阱里。而所谓中西它也不应该、也不是一个黑白两分、非此即彼的二元选择，中西之间还有巨大的中间地带，中东、阿拉伯、非洲等既不是西，也不是东。（当下）广大的世界是以西方为中心。人们从西方视野看世界，对中国乃至于对日本的傲慢偏见无知，需要我们来克服。问题就是，这个世界不是要么中要么西，中间有一个巨大的中间地带，即非西方。中国其实是非西方的一部分。第二就是我说的“中国性”，从我们自己叙述中重新找回正当性、延续性，现在叫文化自信，背后就是文化自觉，主体性的重新确立，找回我们原来的文化脉络，文化传承。优秀文化怎么继承？要弘扬“中国性”。

　　第二就是这个东西方怎么和外部世界交流互鉴，其中当然也包括今天讲的斗争，文化斗争或者文化战斗。在这里面我们不能掉进西方中心论叙述下的陷阱，中国是次要的、他者的、甚至是被当做蒙昧的，这是不对的。启蒙时代把文明与蒙昧或者文明与野蛮作为两极，其实这个事情不是这么两极化的，连欧洲当时要走出启蒙时代，来发现自我进入现代性。假设所谓中世纪是黑暗的，其实也是不对的。不能简单化二元化地看世界，二元化地看自己的历史，也二元化地看欧洲与外部世界的关系。

　　那么从“中国性”来说，最重要是确立我们自己的正当性、主体性，即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然后用这套东西你能够阐释自己的过去、现在和今后。第二就是中国文化有一个特色，就是刚才我所说的多元一体、和而不同，今天叫包容性。中国社会是个学习型、开放型和包容型的社会，一直在不断地吸纳各种文化，自己内部也是多元的，百家争鸣的。对外部文化我也是一个不断地吸纳，接收消化再转换，是创造性地转化，哪怕在中西交流、跟西方交流中他们有傲慢偏见，无知，我们确实也有所谓误读误解，但这个误读误解是创造性的。因为我不是一个空白的、没有历史没有文化的一个人在学西方，中国本身有几千年的文化积淀，因此我看你的时候，当然是带着我的主体性来看待你，而不是一个客体受众由你来当教师爷传授。

　　再下来就是我觉得中国学术也好，中国文化也好，它的对外传播其实是下一步的事。首先是现在这14亿人还在建设现代强国的路上、民族复兴的路上，还有很多自己的具体问题需要解决得更好，现在这叫高质量发展，包括人们关心的医疗、住房、教育养老等等现实的问题，更大的就是生态环境绿色可持续，道德审美能力的提高等等这些当然都要解决。但另一方面就是要解决文化自主性和正当性，有了文化自信才有依托，自己先自信。

　　然后才是怎么去做。虽然时间上不能截然分开说我今年解决自信，明年去解决交流，但是没有自信的话，你是不可能在和别人至少在良性的文明互鉴意义上的去交流沟通和传播中国文化。

　　最后即使是传播，也不只是表面的话语层面，比如说是用英语还是用汉语，汉语是用这个词还是用那个词儿，还是汉英或者汉法、汉德、汉西怎么互译的，虽然那个里面也有很多文章要做。首先一个就是议题设置，比如说，我们人类究竟在面对什么需要我们共同面对的真问题、真挑战、真风险。直接的如俄乌冲突，更长远的如气候变化，还有就是心理上的自我迷失问题了。在过去两三百年，议题设置基本上是西方在主导，开始是西欧，后来加上北欧，后来加上美国，二战后以美国为主了，议题是它设置的。

　　第二叫规则制定。议题设置是打篮球还是打足球的问题。规则置顶是什么叫犯规的问题，什么叫进球了就可以算一分。

　　第三才是我们今天讲的传播意义上的。传播话语以及沟通中谁说得好、谁说得差，谁说对了、谁说错了，谁有更多的受众点击率、谁这次讲好没讲好等。这三个层面我觉得都是一个文化建设、文化重建、文化自主性的建构过程，而这个过程确实又是一个文明互鉴、开放包容、虚心学习的过程。中国的文化，虽然也有多重性复杂性，但同时它是一个学习型开放型的，这其实是其生命力之所在。越是多样的，越是有生命力。在国际交流沟通，包括碰撞，甚至所谓的文明冲突中，越是能做到最后文明互鉴，才越是能互利共赢，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么建设起来。

　　黄平：我再说一段人类命运共同体的。 

　　当前，世界面临这么多的危机、风险挑战和不确定性。全人类，而不是一个国家一个地区应该怎么处理（这些问题）？是各自为政，还是按照习近平主席的比喻，“我们在同一条船上”。今天从世界的能源、资源、环境、生态意义上说，我们都越来越地固定在一条船上。

　　18、19世纪人们考虑更多是我自己发展，甚至（可以让）别人受损。我说现代性的第一个问题是生态问题，现在走老路越来越不可能。也就是说我破坏了生态，破坏了河流，造成了水污染、空气污染，这样不仅仅造成被污染地区的人民受害，而且会波及自身。也就是说，今天的世界跟当时17、18、19世纪西方刚刚开始发展的模式有很大不同。

　　当时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发动掠夺侵略战争的时候，他们的一个假设就是认为大自然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今天，我们越来越发现环境生态以及地球的资源不是这样的，我们反而要共同珍惜，要用好，要让它实现可持续发展和绿色发展。只是从这一个角度看，人类也真是像习近平主席所说，在同一条船上。

　　18世纪以来所谓西方主导的秩序之所以不可持续，因为它背后是丛林法则、零和游戏，是胜者为王，强者通吃。如果说那会儿通过掠夺别人、侵略别人、剥削本国的弱者，我确实能致富、能发达、能发财，企业也能有利润，但今天这个路越来越走不通。全世界的人们在思想上文化上，甚至所谓种族上没有高低优劣，大家都是地球的一员，既是平等的，也是应该互鉴的，所谓互鉴就是各有所长，包括小国家、小地区、小文化，以前这些在西方中心论里面看不见的。广大的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亚非拉国家也有很丰富的文化历史价值、审美，以及他们做人的尊严价值和地位。

　　所以这两个层面，一个是环境生态，今天叫气候变化，再一个就是真正意义上的人之为人，不管你是非洲人、亚洲人、拉美人、欧洲人还是美国人，要真正、要彻底地走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道路，而不是互相残杀、互相厮杀，文明冲突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