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诗、民族志与西部的现代化

　　至少在我的认知中，中国当下的农村题材创作已经形成了相对固定的阅读期待视野与评论范式。作家、读者与评论者都很少将边地，特别是少数民族农村的变革纳入自己的思考体系当中。事实上，西部少数民族的乡村建设与农牧现代化进程面临更多的难题，脱贫攻坚的任务也更为艰巨。不过，认真地回顾这些年来这一题材的创作，以西部，包括少数民族地区农牧现代化为主题的作品虽然不少，但是将少数民族作为表现主体的成功作品也确实罕见。这与作家对国家在西部特别是少数民族地区脱贫攻坚的政策，对边地、少数民族文化与生活的熟悉程度与把握能力有关。所以，杨志军的《雪山大地》确实令人感到震惊。这震惊是文学的，也是社会学、经济学、民族学的。他给我们展示了一方陌生而神奇的土地，塑造了一群久违的人物形象，描述了与藏区以外的地区完全不同的另一种生活方式。不管怎么说，中国东西部的差异是明显的，这种差异是地理的、经济的、文化的，对我们来说，更是文学的。事实上，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虽然有“文化寻根”的加持，但在文学发展的总体趋势下，以西部少数民族为题材的作品与其他乡土题材作品的同质化倾向愈来愈明显。

　　中国农村的变革正在影响自“五四”以来形成的乡土文学传统，这种传统是建立在血缘宗法基础上的。而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农村的经济基础、基层政治与人际文化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特别是土地流转与人口迁移，使传统家庭、家族关系都发生了改变。这些现象都反映到了文学中，并渐渐演变为叙事结构。所以，在以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美丽乡村建设、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为题材的作品中，我们已经很难看到传统家族题材小说的叙事模式。即使长篇小说也不再有很长的故事时间。相对于传统的乡土小说，现在的作品从结构上可以说已经由时间转为空间，由纵向转为横向，更难有史诗式的艺术思维了。与渐成传统的新乡土文学不一样，《雪山大地》有着相对长的故事时间与家族叙事的框架，在纵向的叙事结构中体现出史诗的特质。显然，在杨志军看来，面对藏区的巨大变化，只有这种史诗性的叙述才能完整地呈现出其清晰的历史、艰难蜕变及现代化的伟大历程。所以，这一结构是由其题材的特殊性决定的。简单地说，在中东部地区可以省去的或只是作为背景的内容在西部少数民族农牧叙事中依然是主体。这也是作品采用第一人称叙事视角的原因之一。这里面潜隐着一个三者的对话关系，即沁多县的人们—“我”—我们，向我们讲述了一个“他者”的故事，如同藏族史诗般存在着或隐或显的第一人称。

　　进一步说，杨志军对作品故事时间的起始显然给予了认真考虑。他既没有将故事前推到新中国成立之前，也不像如前所述的当下大多数农村题材作品一样聚焦共时性时间，而是呈现青海藏区从前现代到现代的过程。因此，《雪山大地》的故事时间开始于20世纪60年代初，也就是当地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人民公社不久时。现代社会的标志不仅在于政治制度，在于社会成员是否享有现代社会的生活方式，还在于支持现代社会运行的方方面面。正是基于这样的思考，《雪山大地》真实、生动而全面地展示了青海藏区的现代化之路，将中国西部几十年来建设的伟大成就和多民族大家庭共同繁荣的历史过程进行了史诗式的描述。

　　如果将《雪山大地》的章节重新整合，从青海藏区的现代化之路的叙述上进行意义分组的话，可以分为五个乐章，即教育篇、医疗篇、经济篇、生态篇和城市篇。这是杨志军对现代化，特别是对中国式现代化的认识与对青海藏区社会发展的考察和体认，当然也是对中国少数民族近几十年来发展的概括和写照。由于自然环境、经济与文化等各方面条件的制约，少数民族地区的现代教育体制一般建立得比较晚。小说中“我”的父亲，沁多县原副县长强巴在上交牛羊肉的瘟疫事件中代人受过被免后，没有选择继续当干部，而是创办一所学校，“原因是整个沁多县还没有一所学校、没有一个真正的学生。”然而改变现状难上加难。这不仅难在不断转场放牧的藏区除了寺庙祭祀场所和过去的头人的居所外几乎没有固定的房屋，还难在需要建房的同时必须顾及当地不允许砍伐树木的宗教传统习俗，更难在藏民们的观念中就没有现代学校、上学、读书的意识。生儿育女不过是为了放牛赶羊，识字是阿尼琼贡里读经的阿卡们的事。因此，将牧区的孩子招进学校成了强巴校长最困难的任务。然而，经过两代人的努力，牧民们的后代通过读书不但改变了自己的命运，也成为藏区建设的生力军。医疗也是如此，整个沁多县就一个卫生所，不仅缺医少药，而且没有现代医学的概念。是从“我”的母亲——省城来的外科苗医生开始，“收治了第一个住院病人，做了第一台手术，缝合了第一个伤口，挂起了第一个吊瓶。”此后，沁多县不但有了自己的医院，而且开启了对医学顽疾麻风病的治疗。过去，藏区一旦发现麻风病人，要么浇上酥油烧死，要么送到“生别离山”里，与世隔绝，让他们自生自灭。是强巴和苗医生以及富于人道主义、具有现代医学知识的人们，克服重重困难，顶住各方压力，在“生别离山”建起了第一个麻风专科医院。他们一边开展治疗，一边进行科研，不仅使许多麻风病人得以康复，更使藏区的传染病防治走上了现代医学的道路。

　　现代社会的特征之一显然是市场经济，但是，要让自给自足的人们认识到市场的力量并不是件容易的事。与内地联产承包责任制几乎同时，藏区也将原先公社的牧场和牲畜分给了牧民。牧民还没从私人的牛羊变成公家的牛羊现在又变回私人的转折中明白，现在又遇到了新的问题。他们竟然不知道牛羊是可以出售的，不知道牛羊出售了干什么，弄不懂钱有什么用，不懂得钱能生钱，不懂得钱能购买许多草原不能生产的商品，从而使自己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在他们看来，赚钱就是“原罪”:“不管谁赚钱，只要是赚钱就不对。赚钱就是欺骗……牧人遇上钱，就是兔子遇上骨头，互相不认得。”是商品经济给牧民带来的实实在在的新生活，慢慢改变了藏区古老的物质生活面貌。随着“沁多贸易”公司的组建，草原终于迎来了真正的商品经济。

　　其实，市场经济的发生并不是突如其来的，它和牧场紧张与牲畜过多的矛盾相关。牧场总是有限的，而牧民对牛羊数量无限追求的传统财富观是与生俱来的，其直接后果就是牧草的紧缺与牲畜的死亡，接着是牧场枯竭与草原退化的生态灾难。所以，首先是将牧民手中多余而又舍不得出手的牛羊变成商品，减少牲畜的存栏数，以缓解草原的压力。按照这样的生态理念，接下来必然是如何削减畜牧业的产能，实行“有限放牧”；如何转移剩余劳动力，进行产业转型；如何将牧民迁移到城市，让牧民成为新市民；为了这一切，又如何建设现代化的城市；等等。要知道，让逐水草而居的牧民们住进房子是多么难的事，而要让他们离开世代生活的广袤草原，其难度更是可想而知了。然而，草原做到了，藏区做到了，牧民们做到了。牧场正在恢复，自然保护区也已经成立，“楼厦的崛起似乎比牧草的生长还要快。初具规模的沁多城跟所有城市一样，正在成为原野的中心、当地人向往的地方。”更令人欣慰和欣喜的是草原生活的现代化。短短几十年，牧民们经历了多少生活方式变革所带来的剧痛？现在，“他们又一次显示了超强的适应能力，并做好了适应一切未曾经历过的生活的准备。”对于牧民们来说，他们的过去，他们的祖先都是在不断的迁徙与转场中度过的。现在，他们迎来的是与历史决断的根本性的大迁徙。《雪山大地》真实地记录了这场大迁徙，是青海藏区的民族志，是草原现代化的史诗。

　　融合、传承与父辈的礼赞

　　《雪山大地》是一部家族叙事，只不过这个家族是一个具有传奇色彩的藏汉相互融合的大家庭。故事是从父亲，沁多县原畜牧科长下乡蹲点调查开始的。接待他的原来的头人，现在人民公社的主任角巴德吉将父亲安排到牧民桑杰家。父亲外出时不料遇上山洪暴发，桑杰的妻子赛毛为救父亲落水而亡。后来，桑杰入赘角巴德吉家，父亲则带走了桑杰因病致聋的二儿子，将他送到西宁家中，托家里人为他治病。随着时间的推移，三个家庭的下一代又结成了几对婚姻，由此而亲上加亲。“我”这一家是汉族，而德吉和桑杰是藏族。小说以青海藏区的生活作为主体，从小说的进程看是对青海藏区文化全面深入展现的过程，而从这个由汉族和藏族组成的大家庭历史看，又是汉藏不断融合的过程。作品一开始，父亲的姓名还没交代就被角巴德吉起了藏族名“强巴”，“我”和后来出生的妹妹也都有了藏族的姓名。在客观地反映各民族共同走向现代化生活的主题下，突出藏区文化的主体性，表现民族间的融合，是作品的重要内容，也是作者与书中人物共同的价值认同与情感归宿。作品中的人物，都以自己是藏族人，或成为藏族人，融入藏区草原生活而欣喜和自豪。小说中“我”的一段叙述很有代表性。

　　我能感觉到父亲发自内心的喜悦，他是个老草原，藏话好藏文也好，如今又发现他的儿子居然也遗传了他的这些优点。遗传让我庆幸，也让我一来草原就发现自己对父亲除了血缘上的依赖，更多的是崇拜，是一种天然相像的精神气质在雪山草原背景上的对接。我感谢父亲让我跟一个马背上的民族有了水乳交融的关系，让我来到弥漫着酥油味的旷天大野里，混同在红脸蛋的藏族小孩里再也不分彼此。

　　父亲既是这个家族中的支柱性人物，也是作品的主人公。也许是受到中国现代早期乡村建设史的影响，杨志军笔下的父亲是一位畜牧专业毕业的大学生。这样的身份隐含了这样的理念：不同于传统乡村的自然演变，现代乡村的变革将凭现代知识体系进行理性地设计。这使得父亲之后致力于藏区现代化建设的努力得到了合理的解释。同样基于现代知识分子的情怀、理念与视野，父亲自觉地认识到要改变藏区的面貌首先要尊重藏族的文化传统，使自己成为他们中的一员。他刚到桑杰家时，几乎所有的家族成员都对他礼敬有加而又敬而远之。而当他们一看到这个“公家人”也在享堂前跪下，给阿尼玛卿雪山磕头后，就再也不把他当外人了。因为“一磕就成家里人啦，草原上的人，其实很简单，你说他们的话，拜他们崇敬的雪山大地，他们就能跟你有过命的交情。”父亲对上级要求撤换角巴德吉公社主任的职务持保留意见，一拖再拖。他不同意对藏区旧头领一刀切的看法，角巴德吉虽然是过去的部落头人，但他思路清晰，有威信，牧民们听他的，是可以依靠的力量。所以，宁可自己受委屈，被撤掉副县长的官职，父亲也要救下在瘟疫事件中蒙冤的角巴德吉。为了藏区的建设，父亲不在乎名利得失，被撤免了副县长，就去建学校，和爱人一起为建藏区医院和麻风病医疗所多方奔走。就是在建麻风病医疗所的事情上，父亲又一次受到打击，竟至入狱。出狱后，他谢绝了组织上的安排，做了一个普通的牧人。然而，“父亲毕竟不是一个传统的牧人，或者说他是整个阿尼玛卿州最具先锋意识的牧人，至少他不是人们司空见惯的那种牧人。”这种先锋意识使他成了沁多县第一个做牛羊肉生意的人，第一个办公司的人，也是第一个忧虑草原生态危机的人。正是这种强烈的忧患意识使他重返官场，他要一个平台，一个规范科学放牧的平台，一个让藏区跨代转型的平台……为了藏区的事业，父亲鞠躬尽瘁，倒在了雪山脚下，将自己的一切献给了他热爱的藏区。

　　和父亲一样，母亲也可以称得上伟大。父亲常年在牧区，在交通不发达的年代往来西宁沁多一趟要几天时间。是母亲支撑着这个上有老下有小的家，一边工作，一边照顾着老人孩子，毫无怨言，还为父亲带回来的藏族聋哑孩子才让多方求医问药，视如己出。孩子们稍大一点，她响应把医疗送到农村去的号召，舍去条件稍好的处所，一竿子插到了藏区。正是这一次工作的变动，把一个本来默默无闻的女性推到了前台，使她展现了爱、责任、毅力、智慧、勇敢、无私、隐忍与牺牲的人性光辉。她对藏区几乎为零的医疗条件感到震惊，为藏民们的健康状况感到痛心，无法容忍这一切。母性、人道主义精神与医务工作者的职责使她打破常规，如同一头母狮子一样发出惊人的愤怒与爆发力。正是她的不懈努力感动了人们，藏区终于有了自己的医院，爱心与高超的医术使她成了藏民心中的“女菩萨”。就是在工作中，她偶然发现了被藏民视为魔鬼的麻风病，并知道了更为恐怖的人间地狱，即那座使麻风病人与世隔绝的“生别离山”。于是，她又毅然离开自己一手建起、已经有了起色的现代化医院，深入到麻风病人的聚集地，奔走呼号，和父亲一起，采取非常规手段创办了麻风诊所。长期而繁重的科研与治疗工作压垮了她，使她被感染，也成了麻风病人。于是，她选择了消失，选择了封闭，拒绝与家人的见面。即使自己身染沉疴，容颜尽毁，她依然不放弃工作，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在众多家族人物形象中，角巴德吉是一位富有传奇色彩而不失天真的人物。他曾是部落的头领，又是新社会人民公社的主任，旧传统的强大惯性使他在藏民中拥有崇高的威望。他有着藏人博大的胸怀和爱心，在三年困难时期不时救济父亲一家，还克服困难接纳了省城孤儿院的孩子们。他对新社会，对“公家”充满了信任与希望，不但捐出了自己的牧场，还不遗余力地响应政府的所有号召。在工作中，他支持父亲。如果没有他的支持，没有他的威信与智慧，父亲的许多工作都难以开展。即使买卖牛羊、在藏区搞市场经济这样的事打破了他心中对传统与文化的认知，以致宣布与父亲分道扬镳，他依然为父亲默默地提供支持。这是一个独特的人物形象，有着复杂而深刻的典型意义。旧式人物的转变，藏区传统在特殊阶层集聚的影响力，藏区民间社会运行方式与新制度间的平行、交叉与叠加，社会学价值以及非理性的情感力量等，都显示了作家对藏区文化的深刻洞悉，对人物复杂性格与所处环境关系上的良好把握。

　　作品毫无保留地将赞美献给他们，包括善良的姥姥、姥爷。这一形象系列的成功塑造使作品成为一曲父辈的赞歌，既体现了藏区祖先崇拜的文化情结，也反映了藏区变革与现代化进程中前辈人的艰苦努力与巨大牺牲。作品的深刻之处还在于对父辈的赞美不只是为他们奉上颂词，而是写出了他们精神力量的传承。作品中的年轻人同样熠熠生辉。才让放弃了留学的机会回到家乡建设草原；梅朵放弃如日中天的演艺事业，转行到麻风病院做医学整容，陪伴母亲到生命的最后；央金放弃省城红火的企业，到家乡投资，成为沁多县娱乐业的先行者；“我”也接过了父亲的教鞭，投身于藏区的教育事业；更年轻的下一代，琼吉、普赤，也都成长起来了。还有父亲的学生们，那些藏民的孩子，好不容易才被招进学校的第一代学生，洛洛、俄霞、达娃、萨木丹、 尤狩、梁仁青、嘎沙、熙络、昭鸽……一如他们父辈、老师和师兄。他们是新的草原人，是这片神奇土地上新的希望。这不仅是对新人的塑造，而且是对父辈更具生命意义上的赞颂。因为只有传承，只有永不停息地接续才能显示先行者的伟大、不朽与永远的生命力。

　　文化、信仰与恋地情结

　　仅从书名上看，《雪山大地》就能让我们想象到作品中的自然环境。在中国，边地写作最大的特点就在于不一样的自然地貌与生命样态。在现代叙事作品中，纯粹的自然描写越来越稀少，这当然是令人惋惜的。但是，如果我们用古典美学去重申自然描写的作用已经没有多大的意义与写作上的指导价值。因为生活在现代化的城市、越来越同质化的乡村环境与虚拟的图像世界中，人们行动的动力很少受环境的驱使与影响，也很少会用越来越稀缺的自然景色去象征和隐喻自己的内心世界。所以，人文地理与人类学家现在主要是从空间与景观的意义上去理解人与环境的关系。

　　“风景是可见的个人史和部落史。”非常幸运，这种历史在《雪山大地》中没有中断。《雪山大地》中大量的风景描写是现代景观学与现代美学意义上的。它是为了从“地方”的角度去呈现人与环境的关系，去说明人们的生活方式，以及他们心灵世界产生的秘密，如同段义浮“恋地情结”这一概念所包含的复杂语义。在风景的展开中，我们不断感受到藏区牧民们与他们脚下这片土地无法割断的情感，感受到他们强烈的“地方感”，也就是对自己生活的土地的强烈认同感，以及他们世代传承的情感、价值与灵魂归依。

　　所谓地方，一定是从家开始的。在小说中，广袤草原上的一座座毡房就是牧人的家。它是牧人们遮风挡雪的地方，是他们生儿育女的地方，也是他们安顿灵魂的地方。牧人们要不停地转场，所以毡房的用料与搭建都比较简单，有帐绳、帐杆、木橛、几块毛褐子就可以了。把毡房搭起来，安好享堂，把日常用具拿出来，这个家就可以住了。与农业地区的乡村不同，牧民们的饮食以牛羊肉与奶制品为主，与粮食相关的也就是糌粑和青稞酒了。这些食物给寒冷中的人们提供必需的脂肪与蛋白，并由此形成了相应的生产生活方式，从中诞生出人与环境的物质与精神关系。雪山为他们提供了水源，草原为他们提供了牧草，牛羊是他们的衣食所出，连同马与藏獒，都是唇齿相依一般的亲人。小说中写牧人看马，首先要看马肉，好的马没有赘肉，也不会少一丝肌肉；其次看马精，好的马总是能准确地领会主人的意图，果断、自信、顽强而勇敢；然后看马神，看它的感觉和对外界的敏感度和预判能力；最后是马心，也就是马与主人的关系。“它有人的感悟，有对人的模仿，还有献身的勇气。它没有道德感，但它有超强的记忆，其中包括了对亲疏、敌友、是非、荣辱、对错、好恶的记忆。应该说人具备的它都具备，人不具备的它也具备。”角巴德吉送给强巴的日尕就是这样一匹千里挑一的良马。这是怎样的一匹马啊，“它头小，耳尖，鼻大，脸窄，脖直，胸阔，腿细，腰平，臀圆，蹄小，毛匀，皮亮”，父亲与日尕称得上一见钟情，它以草原上最快的风的速度让父亲往来于沁多县与州上、省城之间，走遍了沁多草原的每一块土地。在赛马会上，它是一枝独秀，让父亲出尽了风头。它总能以难以置信的灵敏嗅觉与方向感在混沌苍茫的风雪与黑夜中把父亲带到想去的地方，并几次救父亲于危难中。最后，它竟然与父亲心有灵犀，以自己的威望引领着马群遁入了宗宗盆地的丹玛久尼，减轻了濒临枯竭的沁多草原的巨大压力。

　　地方在一定意义上就是由当地的自然风物与日用之物组成的。在长期的人与物的相处中，许多物品不仅是使用工具，而且是地标，是人种、习俗与文化的标识。马固然如此，再如皮袍。皮袍是藏人一年四季的衣服，也是藏人的被褥，日穿夜盖。“皮袍没有买的，只能量身定做，做一件皮袍不容易，先得积攒羊皮，大人的藏袍得七八张大羊皮，小孩的也五六张，攒够了还得鞣好，还得织氆氇，还得捻毛线，氆氇是做面子的，毛线是缝皮袍的。一个人什么也不做，一个月才能缝好一件上等皮袍。大部分牧人一辈子就只有两件皮袍，一件是小时候的，一件是成人以后的。”这种人与服饰的关系，以及它的制作过程不仅是实用，显然还包含着身份感与仪式感。小说中的“我”将骑马与穿上皮袍视为人生的一个里程碑，由此他不仅成了一个藏族人，还成了一个被草原赐予了自由的藏族人。正是这样的人与物构成了地方感中具体而深沉的含义。这样的意义是深入骨髓的，“人们之所以会出现潜意识性质的却深沉的依恋是因为熟悉和放心，是因为抚育和安全的保证，是因为对声音和味道的记忆，是因为对随时间积累起来的公共活动和家庭欢乐的记忆。”这也是乡愁的人类学内涵。

　　地方感在水平意义上是以家为圆点不断向外扩大形成空间上的同心圆。对沁多县的牧民而言，县城已经遥远，到了西宁，他们常常感到陌生而不知所措。而从垂直意义上说，则是一个从具体不断抽象化，在精神上不断攀升的心理向度。所以，地方感中的地方既是实存的，也可以是想象的、理念的、超越了个体认知与把握的，乃至精神性和宗教性的存在。后者在《雪山大地》中尤其重要，正是在这个层面，这部作品可以称得上信仰之书。支撑着藏区牧民生命与生活的就是对雪山大地的崇拜，这是他们地方感的核心和灵魂。他们在毡房里设置享堂供奉神灵，建有阿尼琼贡，那里有金碧辉煌的雪山大地的祭坛。他们每天都在诵念祈福真言。他们有神山阿尼玛卿冈日，虽然远在天边，无法抵达，但是他们依然虔诚地膜拜，对着她匍匐在地，磕着长头，艰难起身。父亲深知信仰的力量，知道雪山大地神圣的召唤。他回顾自己的人生时深深地体会到这一点：“我整天在草原上跑，雪山大地把金光洒在我头上，让我周身暖洋洋、心里热乎乎，这不是指引是什么？”所以，在小说的最后，父亲认为，城市虽然建成，牧民成了市民，但是，他们不能没有雪山大地，在新的城市必须有祭奠雪山大地的殿堂。这就是后来的野马雪山广场：

　　每年每年，藏历新年的前一天，沁多城里，每家至少会有一个人去野马雪山广场送吉祥，献哈达。当那么多洁白的哈达一层层摞起来时，一座冰晶的雪山就耸立起来了。人们围绕着闪闪发光的雪山，念诵着属于阿尼玛卿草原的祈福真言，转了一圈又一圈，怀念着逝者，祝福着未来。当人越聚越多时，声音就像沁多河的波浪，涌荡在辽阔的大地上……

　　因此，不必担心搬迁到城市的牧民们会离开他们的雪山大地。有信仰的人们说，他们具有很强的恢复能力，他们可以调整自己的信仰中心以适应新的环境。牧民们离开了草原，但是，城市有了祭奠雪山大地的广场和殿堂，香萨主持和阿卡们也会定期从阿尼琼贡来到他们新的家园，为他们祈福。如同藏歌里所唱的，信仰在哪里，哪里就是扎西德勒的故乡，信仰在哪里，哪里就是爱的天堂。

　　歌诗、唯美与浪漫主义

　　历史、自然、边地、父辈、信仰、赞颂……这些元素决定了《雪山大地》的美学气质，那就是唯美、抒情与浪漫主义。

　　唯美既是一种审美态度与审美方法，更是一种审美内容，这两者是不可分割的。从审美态度与方法上说，唯美只注重美的部分，而对丑采取回避、弱化或转化的方法。从审美内容上说，它专注于对客观的美的表现，专注于对主观赞赏心理的表达。《雪山大地》呈现的几乎是一个完美的世界，对原始自然雪山大地的敬畏、信仰与崇拜闪耀着的神性光辉，敞亮着的人的纯洁与虔诚；青海藏区草原、雪山、三江源等自然风貌的辽阔、雄奇与瑰丽；与马、藏獒、牛羊在漫长的生活中结成的亲人般的关系；独特环境中的选择、创造，与形成的生活方式以及呈现出的风情……当然，作品所“唯”之美最主要的还是在人，在作品所着力塑造的人物形象上。姥姥、姥爷、父亲、母亲与角巴德吉，包括更年轻的才让、梅朵、达娃等人物形象，他们身上集中了几乎人类所有的美德。作品是以赞美的角度来刻画这些人物的，可以说极致地表现了他们的美。

　　需要进一步分析的是作品的冲突，是与这些几近完美之人完成了对手戏的另一组人物形象。作品对父亲等人物的塑造始终是从正面着手的，所以，没有过多渲染人物与外部环境的冲突。小说的故事时间从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前后几十年，其中经过了三年自然灾害，但是，作品在叙述这些外部环境对人物的影响时采取的是平和而自然的方式。小说没有突出人物对这些客观环境的特别感受，对人物不幸命运和由此而造成的伤害也通过其他情节的设计回避了正面的叙述，如李志强等人最艰难的岁月是在沁多学校度过的。如果实在无法回避，作品就变换视角，干脆省略了，如父亲几年的牢狱，作品就没有描写，而把这段时间留给了母亲。这些艺术处理不仅显示了人物宽阔而从容的胸怀，又尽可能地减少丑恶在作品中所占的空间，从而在尊重历史真实的前提下保持了作品的纯美。

　　作品基本上没有设置丑恶的人物形象，或者说基本没有“反面人物”。像才让州长、王石书记、学生萨木丹、盗马贼阿旺等角色，是与父亲等形象形成冲突的人物。但是，这些冲突或者是人性的弱点所致，比如才让州长与萨木丹的名利心，阿旺的贪婪，多疑与恐惧；或者是囿于人物的胸襟、眼界与判断力，如才让在角巴德吉问题上的简单化认识、王石对社会发展大势认识上的滞后，在人事问题上的感情用事；也有的是因为传统观念的制约，如白鹿唇公社主任拉巴在教育问题上的因循守旧等。因此，随着社会整体的现代化发展，具体情境的变化和人物内心善良与敬畏之心的唤醒，他们的性格也随之发生改变，甚至成了可爱的人物。如老才让与萨木丹最后认同了草原生态的重要性，将自己献身到自然保护区的事业中。即使有命案在身的盗马贼阿旺也在雪山大地的感召下良心发现，以自杀完成了自己精神的最终救赎。由此可以看出《雪山大地》在史诗性作品创作上的启示性。对于故事时间跨度很长，涉及社会历史巨大变迁而又线索纷繁、矛盾关系复杂、人物形象众多的作品来说，同样可以举重若轻，从表现对象的历史真实出发，将环境背景化。当它确立了赞美与纯美的基调后，可以改变惯常的社会历史冲突在作品中常见的直接式的艺术表现方式，还可以在向善的愿景中完成人物间关系的设置，特别是人物形象意义特殊向度的开掘和强调。

　　《雪山大地》是一部浸透了诗意，同时也兼具了诗体的长篇小说。作品显然借鉴了藏族史诗的语体与文体传统，除了每章都以藏歌作为引子外，正文中也有大量的藏歌。这些藏歌有的是引用，有的是作品中人物在相应的情境中即兴的演唱。一方面这是作家在文体上的艺术选择，另一方面也是对藏族生活方式、情感方式与话语方式的真实反映。藏族是一个能歌善舞的民族，歌舞对他们来说不仅是艺术和独特的文化，更是日常生活，是与口语相媲美的交流方式。在作品中，歌唱是随时可以发生的，更不用说遇到重大节日和喜庆时刻了。小说中有几次规模盛大的“歌会”，“我”和梅朵的婚礼就是其中的一次。从作者的一段描写中可以体会到歌唱与藏族民族性格的关系。“我们是唱着歌敬酒的，草原上的敬酒歌出现在城市的厅堂里显得有些容纳不下，满满的每个角落都是声音，尤其是大家合起来唱时，总有震颤让窗户玻璃发出轻微的响声，让装饰在房顶的彩带和彩球跳荡摇晃。歌唱是灵与肉的绽放，当血肉之躯需要像花朵一样盛开时，声音的旋律就会飘扬而出。”其实，不仅是歌唱，藏人的日常会话就带着浓重的歌诗的修辞。“树上的鸟儿落在树上，沟里的斑鸠落在沟里，谁能说个不呢？但是今天我要说啦，不成，树上的鸟儿树上不能落，沟里的斑鸠沟里不能去。”“穿上，草原上活着的都得穿皮袍，狼穿狼皮袍，豹穿豹皮袍，熊穿熊皮袍，人穿绵羊的皮袍，不穿皮袍冻死哩。”这样的人物语言遍布在作品中，它就是作品中人物语言的风格。他们常常不去直接接触话题，而是如同汉语古诗中的比兴一样，以比喻和类比开始，如“草动是为了招风，花开是为了留种，我知道你是个难得消停的人，又有什么事想到我啦？”他们说的话生动具体，总是贴着大地感性的场景，同时镶嵌着大量来自经书、歌谣、俗语和史诗中的话语。如角巴德吉在回答父亲要不要卖牛羊时说了一长段话，从“驴叫是想回家”开始，到“鸟儿不尿尿，各有各的窍”结束，隔几句就是当地藏族的俗语。而且，他们说话有一种音乐般的旋律，即使不歌唱，但说的也都如唱的一样。

　　这样的话语风格也影响到了作品的语言，使得作品具有了一种诗歌的风格，它以抒情的、优美的语言去叙述与描写。这是作品中丹玛久尼的景色：

　　草色在青黄之间摇摆，风送来秋天的朦胧，云朵不是在飘，而是在滚，无边的蓝海之上，走动着滔天的白浪。到处都是留鸟的踪迹，是花羽毛的展示，拌和着清越而宛转的鸣叫。水一泓一泓的，汪成了柔软的清澈和不动的莹洁，是沼泽又不是沼泽，是湖泊又不是湖泊，一座龙脊似的天然高坝昂奋地升起，插向远天，插向雪山的怀腹。一群麋鹿奔跑而去，沿着龙脊高坝消失在橘黄和淡紫叠加的气雾里。

　　讨论《雪山大地》的语言不能仅限于传统的文学语言的范畴，不能仅限于现代汉语层面，而应该深入到藏、汉两种语言的相互渗透与借鉴中。汉语的发展离不开其他民族语言的影响。对一些具有跨民族语言背景的作家，我们也未能充分地研究多语种对他们写作的影响。如鲍尔吉·原野的蒙古语对他的汉语写作有什么意义，杨志军从藏语中吸取了什么，这些又是如何具体地影响了他的汉语写作，这些都需要相关学者进行深入的研究。仅从表面上看，《雪山大地》显然有藏语的影子，这是杨志军自觉实践的结果。在作品中，杨志军多次借人物之口讨论藏、汉两种语言，父亲能熟练地使用这两种语言，他在教学时也要求学生能掌握这两种语言。杨志军在作品中还以学生拼写的实例讲解这两种语言语法上的差异。汉族人要成为一个藏族人，不会讲藏语是不行的，哪怕他在说话时把“了”变为“啦”，将“好”说成“噢呀”，也是不小的进步。作品语言风格对藏语的借鉴，不仅是对一些口语和专用语言的音译，而且在于从语音到语法风格上的融合。汉语背景的读者能真切而鲜明地体验到作品语言上所带来的陌生化效果，如藏歌的旋律及不同的语序等。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是丰富的宝藏，各民族文学创作相互借鉴有利于多民族语言的交融和各民族文学的进步。强调这一点无疑使汉语文学的发展多了一条自觉的提升路径。

　　余论

　　《雪山大地》是杨志军创作有史以来的集大成之作，有许多创作上的问题值得深入讨论。杨志军有着长期的藏区生活经历，虽然后来离开了藏区，但他的人生经验、价值观念与文化认同都围绕着藏地文化，其创作数量最多、影响最大的也是他的藏地写作。一个作家要有自己的生活，而且，这样的生活不是表面的，而是深入骨髓的。一个作家一旦拥有了这样的积累，又能心无旁骛，孜孜以求地深耕不已，总会有所成就。从地理到动物，从文化到生态，杨志军以《雪山大地》这部厚重的信仰之歌融汇了此前所有的藏地写作，并让这一系列达到了一个崭新的高度。这不仅是他个人创作的成就，也是新世纪藏族题材创作的标志性成就，其意义无疑又超越了文学。

　　〔本文注释内容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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