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年回家，总不免要和家人坐在一起，打开久违的电视。许多青年人共同具有的经验就是，如今的电视已经特别难以操控：复杂的界面系统、繁冗的登录过程、两个以上的遥控器……似乎随着技术的突飞猛进，我们的选择变多的同时，需要付出的“头脑风暴”也变得越来越多。

　　在这种经验里，习焉不察的当代媒介生活时刻把我们从惯例与舒适区中拖出，拉入陌生的、冰冷的技术操控流程。我们手握着遥控器，却未尝真正感觉到自己是遥控者。我们是被遥控器“遥控”着。

　　批判性的美学的触角，总在这些地方悄然伸展。对这种媒介体感展开分析，也是美学之为“感性学”乃至于“媒介哲学”的题中之义。

　　谈到遥控器（remote control），我们下意识地会想到电视遥控器（TV remote control），继而是空调遥控器、投影遥控器等一系列遥控装置。有时候，在我们想要对什么东西进行远程操作时，都会想象手里有一个遥控器，让我们的意志通过身体对这一器物的接触与操作，转而对其他事物产生作用。遥控器是业已“上手”的“这一个”器具，也是我们对其他尚未进入“在手”状态的器具进行远程操控的中介。我们对遥控器这一家庭器具的记忆，能够串联起现代居住生活中整套的空间—视觉语法。遥控器进而成为生活记忆得以“具身”延续的一个例证，除了见证第一媒介时代向第二媒介时代的过渡，它还在新的智能生活与传媒空间中维系着现代主体的自我确认机制。

　　本文用现象学的方式分析作为一种媒介现象的电视遥控器，将其置于身体与世界的综合意向性境域之间进行审视，揭示现代家用电器中存在着主体“射向”视觉机器的意向性功能，同时也呈现着主体自动“设向”一整套控制管理程序的机制。当然，在具体操作遥控器的过程中，我们的审美潜能也在辩证综合的体验过程中获得了一定的激发。电视遥控器作为一种媒介器具的发展史，将进一步揭示人类在技术中朝着不可预知的方向自我启蒙的趋势。

　　“射向”与“设向”：遥控器的媒介—意识现象学

　　遥控器具有“射向性”，即指向某物的功能；同时，遥控器对这种功能进行了面板化的翻译，让组成操作平面的各种按键发挥更为细化的功能，调控空间中的远距离对象。具体到电视遥控器来说，其调控的远距离对象是电视机，同时也是电视观看者眼球中浮现的影像。然而，在“射向”的操作发生之际，影像的预先“设向”也随之诞生。“换台”与其说是一种命令，不如说是一种期待。人们需要熟悉电视是由“频道”和相对应的画面构成，并在记忆里对各个“频道”的顺序、内容有所了解，才能开展“射向”的操作。换句话说，遥控器要求使用者预先对电视当中业已编码的系统进行了解、猜测和联想。此类数字性对应操作，需要操作者调动一定的函数思维，接受这种编码的“设向”。这也就意味着，与其说是我们借助遥控器“射向”影像，不如说是影像的预定系统借助遥控器的编码在“设向”我们的意识。

　　早期的遥控器操作平面单一，大多是几个用于开关、调频和声控的按钮的排列，有一些方形区域，即数字九宫格，可以使操作者进行跳跃式调台，或者将数字与拼写符号相对应，实现文字指令的输入。在数字化传播时代，一般的电视遥控器会由环形区域（或圆形或棱形）、方形区域和其他功能键区域构成。环形区域成为整个遥控器面板上的核心区，其外层是前—后、左—右的方向控制结构，内部是圆形确认键，类似于东南西北中的方向坐标；围绕环形区域，往往还分布着“+/-”与“返回”等独立按键，共同指示频道的前进或后退、菜单的调取或隐藏、声音的升高或降低，实现不同层级间的切换和单一层级内的场景调整。在其他功能键区域中，每一个按键对应着“电源（开/关）”“F1”“模式（切换）”等这类意义单一的功能。

　　电视遥控器这种平面的按键布局模拟了空间中的方向性。此外，其中还潜藏了不同维度空间中的切换操作。比如，电视数字化、网络化之后出现了“菜单”这一功能。当电视画面停留在选择菜单时，遥控器按键的功能对象直接映射在菜单区的栏目上，观看者的意向偏好则通过遥控器操作实现更为直接的选取。然而，当进入观看的频道界面时，可供选择的诸多义项瞬间消失，除了能够实现频道切换的环形区域和调节声音大小的按键外，位于环形区域中央的圆形的确认键往往呈现出独特的主宰性和诱导性，由于位居中央，我们总是觉得它是我们唯一可以依赖的“权力”之键。而符号图示同样明确的返回键则作为一种补充，与确认键二者共同塑造了电视影像空间的垂直坐标轴，让曾经水平滑动的电视遥控工作获得了第三个维度以供穿梭。电视遥控器上的电源键、模式（切换）键及其他功能性按键则象征着我们观看活动的“边缘”，它们的功能指向往往更为直接、确定和稳固，但这种指向也可能需要我们去探索。当我们意在调整影像的播放模式、改变我们与影像的互动方式时，功能性按键依托影像系统与时俱进的功能衍生，拓展着我们观看意志的权力空间。这类控制键的“设向”从属于品牌制造或时代科技的语法设计，或繁或简，既可能在潜移默化中为观看空间注入审美风格，又可能在技术层面上塑造观者的操作形态，如“语音输入”。

　　基于上述分析可以认为，在看电视时，使用者会在遥控器操作过程中寻求一种基础的功能性满足，他的意向性通过平面按键投向影像空间，由于遥控器的按键对应的功能意义和语法意义都是相对稳定的，使用者的手似乎就此习得了或者说被“设向”了一套特定处境下的身体“语言”。一个从小学会使用遥控器的现代人，也就能够充分理解环形区域的方位坐标，理解九宫格数字模式中包含的函数功能，理解从主菜单进入次级菜单、又再度返回的语法范畴。换句话说，遥控器是许多现代家居生活者掌握现代几何、代数乃至于逻辑和语言思维工具的一种启蒙媒介。尽管这种启蒙非常初步，却能深深印刻于痴迷影像之人的身体和意识结构当中。

　　为了使用遥控器，我们需要预先学习遥控器，接受它的“设向”。受动的启蒙在此阶段发生，就和阅读任何电器说明书一样，我们的思维因使用惯习的转变而悄然发生变化。那么，操作者在“上手”遥控器时，会不会同时也对其中预定的启蒙结构反馈更多的建构性力量呢？

　　具身操控的审美潜能与场景中的对话

　　电视遥控器是一种媒介，不光让人和影像之间彼此“设向”，还在距离空间中拓展了人类自然身体的表意机制，成为人类日常“姿态”（gesture）的延长状态。观看，通常意味着对身体的遗忘。看电视的人通常闲适地坐在沙发里，投入影像的声色世界，在审美受动状态下放任心智与情感进行漫游。远距离的控制活动无须身体与器物直接照面，影像令操控者沉浸于无我的观看而暂时忽略双向“设向”的操控行为，自然也会忽略手的能动性。但只要进入握持遥控器的状态，在类比的意义上，按键行动本身就会带来一种踱步、穿游与觅猎般的探索体验：观看者通过按键操作主动寻求着与自己的想象相契合的影像空间，放下遥控器则标志着再度返回受动审美状态。观看时，遥控器不“上手”，但“在手”。同时，遥控器的存在提醒着我们主动权的实在性。我们通过握持遥控器促成意向—影像之间的匹配映射。尽管大部分时间里，手与遥控器皆处在被遗忘的状态，但它们作为审美享受空间所必须的媒介条件若隐若现。这种奇妙的状态有点类似没有明确的功能性方向但仍然具备主体性潜能的一种“无器官身体”：看电视并暂时手持遥控器的人漫不经心地吃喝享乐，漫不经心地换台，他遗忘自己身体的其他官能而只保留视觉；然而，即便视觉也因身体的自发潜能对遥控器的无意识操作而被牵控。因无名的肉身与中介物的潜在合谋，观看者把主体性交付给了不断按键这一纯然彰显支配性的机械化动作。哪怕是清醒状态下的大脑，也在大多数时候为含混不明的肉身机制所左右——这一常识恰恰在遥控器对日常生活的嵌入过程中得到进一步凸显。

　　按键行为让影像和意向迅速交换，会暂时实现控制欲并带来快感。电视遥控器帮助我们实现一种臆想的操控游戏：在使用遥控器时，一个置身控制面板的函数场中的“我”意图通过精确的操作随意主导影像的流动，从而主导以电视为中心的观看场域；与此同时，这个“我”却又放弃主动性，沉浸于影像中的声色世界。这种操控和被动的矛盾体验几乎同时发生，以至于控制欲极强的“我”却不能控制视听效果中的“我”自身。记诵数字按键的对应频道、开关机、调控声音、切换频道、切换模式、选定选项，前与后的关系，上与下的关系，还有对中央的聚焦——返回上一层，进入下一层，维度跃迁……还有那些奇奇怪怪的参数按键，功能暧昧的它们是“未知地带”的标志，如果有幸探索成功，那么我们的操控力度和沉浸体验的层次就会增加。不断探索和主宰，又不断沉迷且逃离，这两种倾向在遥控体验中几乎是一回事。在此，遥控器似乎见证了影像操控当中的爱欲辩证。主体意图将“自我”投掷到影像当中，但又意图保持其把握审美的“主动”可能，由此形成独属于“看电视”的生活空间。

　　独自观看之时，我们或许会让内心浮现的情感对象与迎面而来的影像场景进行交流，我们任由回忆自由浮现、低语，让某种期待与影像情节展开对话，甚至为其所捕获。一旦交流不畅，我们可立即唤起手中遥控器的支配权，以惯习性的按键行动打断情感流，从而让“自我”重新获得主动性。把持遥控器的体感，和把持权杖的体感有着惊人的相似。而如果是多人共处的电视观看活动，那么遥控器在谁手里这件事本身，就明喻了一种权力—话语机制。家庭场景下的遥控器交换意味着交付主动性，换取纯然观看但身体却不再有机会在场的受动审美状态。遥控器的交换程序，既可能出自传统伦理的亲与恭，又可能是在模仿现代民主议事原则。掌握遥控器的人有时承担了对他者不同意愿的猜测和询问，这种猜测和询问松动了观看者与观看之间的沉浸式关系，让纯然的“凝视”变为时或抽离的“反思”，始终保持对现实伦常乃至于政治生活的开口；而掌控者放下遥控器的事件本身看似意味着对主动权的交付，实则可能意味着对显性的主体间交互关系的清醒意识。

　　尽管观看电视可能成为一种孤独私语的体验，但广电信号的规律闪动、成品影视剧、精心制作的节目和广告等，明确提示我们的观看是被编码的，是预定的函数集合，也是系统语词与图像的排列组合。布尔迪厄在《关于电视》中对电视传媒的公众性及其运作的资本—政治意义进行了分析，通过分析可以看到，虽然我们可能在受动审美状态下遗忘了批判性意识，但是我们仍处在共享式的场景空间，仍处于一种对话关系中。通过使用遥控器操控电视，我们进入由传媒塑造的公共舆论空间当中，不知不觉迎合于影像及其意识形态。但具身性的遥控器，又作为“权杖”令我们获得了对“操控”本身、亦即对“主动”本身的注意，并由此引发了对主体间性的注意。一项服务于编码工程的技术器物，反过来也可能喻示了观看者超逾编码工程、通达解放的身体性契机。在这个层面，对遥控器的使用，既意味着一种社会结构对审美主体的嵌入，也意味着审美主体对自身感性潜能的发现。据说，旧式家庭围着壁炉或灯光聚集交流，新派家庭则围着电视形成共同生活氛围。遥控器在这一新派家庭氛围中的传递，是否等同于光源的传递呢？消极地接受电视讯息，似乎与柏拉图神话中的穴居人有着相似的精神状态。那么，积极地掌控遥控器，在持有感中体验投射审美趣味的自由，是否就等同于一种爬出洞穴的努力呢？

　　电视遥控器的兴衰史与当代审美生活

　　在完成对遥控器这一媒介的现象学分析后，我们还会想到，电视遥控器承载着家庭—社会层面的丰富情绪色调。我们可以通过追忆电视遥控器的兴衰史，让现代感性生活获得历史层面的陈说依据。

　　电视遥控器源于一般意义上的遥控装置，最初具有特权物品与奢侈品的属性。有线与无线遥控技术在19世纪下半叶发展起来，主要用于军事领域，如对坦克、船舶、飞机等的控制。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后期，部分无线电制造商为其高端产品配备遥控器，民用无线遥控器也随之面世。.第一个成功投入市场的电视遥控器为美国Zenith公司于1950年发明，它有个贴切的名字——Lasy Bones。1955年，Zenith公司的工程师Eugene Polley发明了名叫Flash-Matic的无线遥控器，它的原理是光束指令，因此容易受到外部光源干扰。1956年，同在Zenith公司的Robert Adler发明了名叫Space Command的超声波无线机械式电视遥控器。在那段时期，电视遥控器是个奢侈品：Flash-Matic的价格大概是100美元(一说395美元)，而彼时600美元几乎就能买到一辆汽车。

　　电视遥控器从奢侈品走向平民用品的过程，某种程度上折射了经济全球化的浪潮。随着英国广播公司（BBC）开发的Ceefax图文电视服务的推广，早期只具有前/后换台功能与声音调节的电视遥控器已经不能满足用户需要。图文电视的遥控器设置了数字调频、亮度调整等功能按键，界面日趋丰富。20世纪80年代，加拿大Viewstar公司开发了第一款红外线遥控器，其通过飞利浦等公司的销售而获得广阔市场。红外线遥控器的兴起，使遥控器真正成为一个常见的家用电器。直至今天，家庭遥控器仍主要采用红外光技术。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可控制多种影音设备的集成式遥控器（multifunction remote）和通用遥控器（universal remote）面世；1987年，美国新兴科技公司CL9发明了第一台可学习的通用编程遥控器CORE。在智能电子时代，许多厂家将红外线发射器集成到手机中；在“智能家居”的概念下，声音控制、手势控制等方面的研究正在增速，呈现出取代手持遥控器的倾向。这说明，遥控器更新换代的基本逻辑，是对控制尺度、强度和便捷度的逐步提升。

　　关于电视遥控器的发明促成因素，有两个版本的轶事流传。其一是美国Zenith公司的高层对电视广告感到厌烦，想要尽快关闭声音或调整频道，因此下达指令让公司工作人员研发遥控器。另一个版本是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在看电视时不想让侍卫帮忙调台，但自己坐在沙发上又不想挪动，因此产生了远程遥控的想法，促成了电视遥控器的发明。不管怎么说，电视遥控器的发明，似乎都与“懒”有关，人们想要保留沉浸式观看的姿态，又想在不同的影像频道中发挥能动性、四处畅行，因此促成了这种权力器具的诞生。这与电脑和手机的发生逻辑有一些类似。在这个层面，我们又注意到，恰恰是静态的电视审美观看需求，导致遥控器这种动态操作工具的产生。媒介技术的动能赋值，似乎和人类审美需求的尺度和广度成正比，却又和人类肉身使用程度成反比。尽管我们能够分析出其中具备人类的能动性，但这种能动性更多是智性层面的。使用遥控器并不需要强烈的意志和激情，进而“控制”的身体投入降低，而达到的审美效果似乎提高了。在这个逻辑基础上，电脑、手机进一步嵌入静态的身体，却让我们达到了更“爽”更“愉快”的存在体验。

　　电视遥控器的历史也是广电传媒和电视制造业的发展历史，在这当中，现代化的快感经济学与加速特征、操控与被操控的权力辩证法等都交织在一起，构成一幅世界图像化的经典场景。有趣的是，电脑与智能手机的操作程序现在成为我们和技术产品直接交流的中介，似乎电视遥控器这段有趣的历史不再重要。然而，那些在前网络时代实现了童年记忆建构的个体，则会通过再度注意、分析、体验电视遥控器，让家庭中的私密权力关系得到显露，也让程序化的审美经验再度得到注意。封闭性、安全感和静态观看的愉悦达成融洽，但在遥控器的使用中，这种程序化的观看却不得不与突破边界的调控欲望纠缠不清。技术媒介中的“懒惰”和“自由”，进而共同构成当代人丰腴的情感经验。

　　不得不承认，每个人在家庭中使用遥控器懒惰地探索新世界的情感经验，在智能时代里注定转向新的形态。我们拿着手机，以此操控他人和他物，手指与手机之间的接触是一面光滑的屏幕，尽管上面有颇具象征意味的种种“图标”，但按键却已经被清除殆尽，遥控器元件明确且单一的功能不复存在，其中的坐标系与函数系统也不复存在，其所对应的笛卡尔式的数理逻辑所构造的现代世界体系也逐步开始解体。在这个意义上，电视遥控器或许可以被视为一种对“第一媒介时代”的悼亡物。在《第二媒介时代》中，波斯特说道：

　　在电影、广播和电视中，为数不多的制作者将信息传送给为数甚众的消费者。播放模式有严格的技术限制，但随着信息“高速公路”的先期介入以及卫星技术与电视、电脑和电话的结合，一种替代模式将很有可能促成一种集制作者/销售者/消费者于一体的系统的产生。该系统将是对交往传播关系的一种全新构型，其中制作者、销售者和消费者这三个概念之间的界限将不再泾渭分明。大众媒介的第二个时代正跃入视野。

　　新型网络媒体具有显著的多主体互动的自由属性，相对于以广播电视媒介为代表的“第一媒介时代”，无疑具有革命性。能动的内容制作者借助电子媒介拓展了自身与其他志趣相投者交流的渠道和领域，单向度的内容输出—接受不再成为可能。电视遥控器的退场，象征着这种媒介时代的革命。现今，液晶化、符号化的“控制面板”无处不在，但凝视电视并消极沉浸的稳定的观看空间则几乎被打破，只能在年长者的黄昏生活中“打散工”。

　　但是，只要我们再度聚精会神地对电脑、手机等媒介带来的审美过程进行现象学描述，就会发现关于凝视与控制的媒介逻辑并没有消失，而是嵌入了更为微观、细碎的互动手势如“点赞”“切换”“刷走”当中。如果说以往的遥控器模仿的是大海航船的船舵，携带着典型的控制论色彩,那么，新媒介模仿的则是一个交响乐团的指挥家，它的工作与其说是控制内容的在场和缺席，不如说是引导内容逐步流向心中满意的效果。我们今天的短视频内容大多是自己喜欢关注的内容，这是我们过往的观看习惯带来的结论。换句话说，我们的审美自由度的确提升了，但那个曾经在电视上时或令人惊喜、愤怒或不安的世界，却更多地变成了一种逻辑自洽、波澜不惊的“我的世界”。

　　当然，尽管进入了“第二媒介时代”，但遥控器的“在手”状态依然若有若无地浮现在我们一些下意识的行动当中，比如，对电梯、公交车或酒店的各式各样按键的迷恋当中。液晶屏的液化流动属性固然会让这种操作控制体感陷入虚无不实的惶惑（uncanny），但也无法拒绝承诺让人“做出选择”这件事情本身的巨大收益。遥控器退场了，但“遥控性”却成为一种触手可及的时代氛围，绵延开去，如同幽灵一般，令人不时再度遭遇——就像“文学”退场但“文学性”却俯拾皆是一样。当遥控性作为一种审美文化氛围渗透到生命空间的每个细节，并承诺技术能够让人类生活变得更具有“可操作性”，那么，我们不妨继续观察新的“上手”感将来自何处，其中又是否会有真正的“自由”？

　　无论如何，世界并非我们用媒介行动可以取代的。毋宁说，我们的媒介行动依然是对现实世界生活方式的模仿。从艺术哲学的角度说，任何经得起理论分析的人类媒介现象，最终不外乎是人类思维完型的自身“补完”。在我们的意识结构里，也许本就存在着一切媒介技术最终走向的终点。在这个意义上，思考媒介意味着思考人的本质。媒介的新陈代谢，意味着人类自我理解的新陈代谢。但“新陈代谢”原则上依然发生于同一个身体。就像遥控器的使用和传递过程中携带着家庭共同生活记忆及其仪礼的情感基因，在遥控器转化为数字媒介时代各种操作平台、按键乃至于手势的当今，这些情感基因依然在发挥作用。“我”的生命尽管获得了审美自由的流动体感，但人类的有限性则在体感的凝聚和反思过程里再度涌现。这并非意味着我们不可能在媒介中“异化”，而是说明，我们也有走出“异化”、返回“本源”的可能。

　　(本文注释内容略)

原文责任编辑：马征